對比其他莎士比亞劇作，作為最早期的《理查三世》無疑是相當傳統而保守，詞藻不如後期作品那般詩意華麗，人物較為平面。而作為歷史劇，故事相當忠實對應史料，使悲劇及喜劇成分不顯，這種歷史劇在當時常用以借古諷今，以角色借喻當世政局，但皇權爭鬥的時代一去不返，在現今國家機器推動的政治權力下，政治諷刺的力量大失其效。如何重新在劇本中尋覓與現代相通的元素，以非傳統手法呈現劇作，令作品意義得到提升，是現今搬演《理查三世》時的必要問題。
是次表演由德國當代導演托瑪斯・歐斯特麥耶（Thomas Ostermeier）執導，在劇情上相當忠於原著，人物悉數保留，情節（除了刪去結局的戰場外）亦大致相同，保持了面向觀眾的台詞以及殺人流血的情節。而在著名編劇梅焰堡（Mayenburg）的翻譯下，大部份無韻詩體都改成口語化的德語（至少筆者看中文字幕尤覺如此），長篇的華麗藻詞都變成一兩句的對白，雖然消去了一些詩句意象的弦外之音，卻令角色的交流更為生動及緊湊，令觀眾更能集中於劇情之上。時空上雖然保留原著，但跟很多當代劇場一樣，此作的演員亦多換上現代西裝，場景有前台的泥地，及後面的兩層平面工廠式舞台。以上已大致把舞台的改編說完，但這不代表其演出是簡明的，導演把心思都花在表演呈現的手法之上，尤其是理查三世的角色表現上，目的是把原來的歷史氛圍去掉，使觀眾集中並投入於主角的心理感受，與他同感同欲。
直接呈現劇情象徵
雖然劇本時代久遠，但其中甚多具政治意味的借喻，以及作為豐富故事廣度的文學象徵。而這些都是導演刻意去除的元素，方法並不是刪去劇情或淡化，反而是直接呈現其意象，甚或轉換成當代具體符號：例如以木偶來演兩位王子，直接指向他們傀儡的身份；或以泥地及工廠背景作皇庭，以殘舊的木檯椅子作皇座，都指示皇權的虛假；用上下兩層的高度分析舞台，顯示人物權力的高低；伊利莎伯時代的正角演員會從後台或兩側走上舞台，而歹角則由觀眾席走上舞台，導演保留了理查作為歹角走上舞台之傳統，而且大部份角色都由台下走上台，暗示在政治上所有角色都是歹角；勾引遺孀一幕，理查把衣服脫光，把性意味赤裸裸地表示出來……這些都能令觀眾瞬即明白劇本內容所指，去除文藝作品中因文學修飾而出現內容的模糊不清，把種種的修辭比喻置換成意義明確的意象，不用分心去解構其象徵意義，從而令觀眾與劇作的隔閡大為減低。
表演上亦如此，如政客們略帶浮誇，具體地呈現他們的虛偽，或理查信教唸經的一場，他說要離去而原地踏步，把原先勾心鬥角的戲碼非常戲謔地演釋出來，使那種角色之間的張力平面化甚至鬧劇化，目的是要把當中的戲劇性去除，甚至中段一幕獨白，不知是否刻意地忘記台詞，而直接讀出英文字幕並對詩化台詞作出嘲諷，完全毀掉第四道牆，即興地與觀眾耍玩一番，把那種沉重的戲劇感一掃而空。這種反表演的路向在加入現場音樂後更尤甚之，導演把一組現代鼓放在前台右方，配合彩炮的運用，使黑暗的宮廷鬥爭變得尤如嘉年華會一樣，原先的莊嚴緊張得以淡化，從這種歷史劇氛圍抽離出來，觀眾得以把注意力集中在理查的心路歷程之上。
作為歹角的反道德原慾
莎劇異於其他悲劇的一大特徵，在於其悲劇源頭不在命運（古希臘）或人生處境（荒誕主義），而在於人物性格的內在矛盾之上，故有性格悲劇的定格。本劇之所以要把種種表演性及角色衝突的元素淡化，就是為了把焦點集中在理查內心的權謀慾望之中，而導演更使用諸多手段，誘使觀眾進入其內心思路，以及放大理查的性格缺陷及焦慮。如前所述，理查會經常性打破第四道牆，例如角色離場時不進後台，而是走下台與觀眾直接互動打成一片，導演亦把原先行為拘束的理查變得生動，例如在台上台下不安地走來走去，甚至抓住懸吊的銀咪玩耍，反而使其他角色故意地做得嚴酷不討喜，令觀眾更偏向理查一方。雖然原著亦有向觀眾演說的獨白元素，而理查以一種對話甚至詢問的方式，用舞台中央懸空著的一支銀咪，對觀眾說出悄悄話，觀眾不單是劇場的旁觀者，更成為理查肚內的蛔蟲，聽他說出其權謀。而演員的特技化妝亦故意誇張及穿崩，如理查在脫光後除下那「高低鞋」及「駝背沙包」，除了進一步消去表演性，讓觀眾知道畸形只是劇場效果，更可能只是理查因自卑而出現的人為放大，從而對理查更同情、甚至投入他的焦慮之中。
導演進一步放大理查的內在焦慮，例如他以攝影機作類似死亡習作的面部大特寫，觀眾能直接看到他的不安，而其中一段用上《O Superman》前奏作背景音樂，尤如面對空虛而恐懼的心跳聲，那種寂寞感令人更感悲哀；當他得到權力，殺人已是毫不必要，但理查卻因殺得性起而失控，繼續濫殺無辜，不分敵我；尾段他蓋上白布及塗白面部，在攝影機的大特寫下，理查面對著一張白臉，發現已經不再認識自己，甚至成為自己最大的敵人；最終他吊起自己，在對白和半空中扭曲的身體下，那種寂寞感昇華至極點，身體與靈魂、原慾與自我一一分裂對抗，完成了性格悲劇的任務，觀眾最終不由得心生憐憫。因對理查的遭遇感同身受，觀眾雖知他的行為惡毒，但同時理解他在被人厭惡羞辱的背景下，把仇恨合理化，此設定更誘使人希望他的計謀成功。觀眾暗暗進入理查的反道德世界，當中推使的，其實是人們心中那罪惡的原慾，一種反道德的原始慾望，在現實中被社會倫理所抑壓，而在戲劇的掩護下得到解放，從劇場中感受到罪惡的快感。
為使觀眾能中在理查的內心世界上，導演故意刪去最終在戰場上征戰一幕，卻導致未能呼應理查未能上戰場的遺憾。理查的性格矛盾沒有了，這一幕變得無病呻吟。這亦是直接改編莎劇的問題，因劇情忠於原著，故亦無可避免地把劇本的問題照單全收。而導演所安置的符號亦似乎過多：例如謀殺一幕，一方面以頭戴頭套的刺客代表現代恐怖份子，另一方面以裸身蓋布及拖行，展現耶穌十架受難的宗教形象，很直接地把正邪善惡作一對比；但亦會使觀眾從戲劇中抽離而想到現實性的問題，與導演針對人物內心的聚焦點相悖。總括而言，這次當代改編選取了一個歹角的內心作聚焦點，雖然同時亦都有數許的失焦點，但仍帶給我們一次相當成功的嘗試。最終我們還是要去問，當代劇場是不是值得繼續原汁原味地搬演莎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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