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墨西哥畫家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1907-1954），我們不見得能說出她屬於哪個時代甚麼主義，但她所畫下的，一幅幅苦痛的自畫像，總會立刻鮮明地浮現在我們眼前。崎嶇的情史與命運、不良於行的殘缺身體，已逝的芙烈達是熱烈的火一般的存在。已經如此熱烈的活在觀者印象裡，「女性」身分如此明顯的藝術家，要怎麼透過劇場重新述說？

《九面芙烈達》開始的方式，是用（畫外音）廣播電台談論著芙烈達的作品，從電台做為「媒體」的現代媒介，及其表徵的「認識的侷限」，討論藝術家的藝術，然後逐漸進入藝術家的生活世界，進入芙烈達那座熱情與受創，熱情與背叛的人性宇宙。演員們逐漸進場，並不成為角色，而幻化為芙烈達的不同形象與非芙烈達的敘述者，多聲部的合唱，將藝術家的生命內部，一擴衍為多，夾雜著新聞、日記等文類的敘事體，纏繞、堆積，緩緩地再建構芙烈達的肉體傷害劇場與精神創傷世界。

這也是一個敞開繪畫平面的「凝視」的空間。舞台不同處立著畫框，演員有時在畫框之外轉身看向觀眾，有時在畫框之內。這樣的看，究竟是劇場中的畫作如何看觀者，抑或通過不斷的看，促使觀者終得回返觀看繪畫當下的初始感官動態？美國的藝術史學家詹姆斯．艾爾金斯（James Elkins）在《繪畫與眼淚》提到，受到啟蒙運動的對「美」的分析的影響，畫家本來的任務「引發各種情緒反應（無論是讓人震驚與慌張，或讓人困惑與雀躍），展現神奇力量，讓祈禱者與朝聖者受到激勵，或是讓人產生激烈與非理性的衝動。但是這些任務都已消逝無蹤，只有在藝術史的書籍中才能看到它們。」

生於二十世紀前期的芙烈達，對跨世紀的讀者、觀者而言，芙烈達畫作的肉體傷害場景，是難以抹滅的視覺記憶，編劇凱特．奧萊莉（Katie O'Reilly）與導演菲利浦．薩里利（Philip Zarrilli）做的，是通過「看」積累出一種「凝視」，向芙烈達形象的深處而去。「凝視」也是菲利浦與演員所要建構的「動態意象（active images）」。換言之，這個多焦點的、不扮演特定角色的文本的結構及場面調度，與菲利浦的「身心合一（Psychophysical Acting）」表演訓練系統扣合在一起，說這個文本是為實踐「身心合一」而作，也不為過。

既然我們僅能透過「媒體」（一開始的電台）觀看、聆聽芙烈達，也就意味著真相與真實是否存在、以甚麼形式存在，亦一併納為作品的所思所述，甚而成為主題本身。活著的我們與死去的芙烈達之間的距離，通過「凝視」，形成一種台上與台下不斷交換視線，非線性的藝術時間，於是，凝視也是從主觀經驗擴衍而來的意象空間，於其中測量、協商感性的疆界。

倘若《繪畫與眼淚》要講的是，我們為何不再於畫作面前流淚，《九面芙烈達》要告訴我們的便是，我們為何不再凝視。我們眼前這幅會動的馬賽克畫作（《九面芙烈達》），畫面（舞台）顯然缺少使人激動的元素，這導演是一位含蓄、謙抑、講究均衡的畫家，他不突顯哪一部份，唯一的焦點就是芙烈達與她的生命，或者，芙烈達與她的生命如何勾引觀者的投入。

欣賞畫作時「彷彿離開當下」的感覺，進入到這一個以畫框為舞台主要造型與視覺的戲劇舞台，「凝視」碎解敘事為一個又一個的意象、時間節點，我們凝視著敘事，也凝視著敘事受到碎解－－「先剖開來了，然後就記得了。」舞台上傳來這麼一句話。

如何剖開藝術家與藝術？如何剖開藝術與政治？如何剖開有情與無情？如何再剖開已經被剖開的創痛肉體？這一次，用的不是刀，而是凝視，以及包覆多層敘述的聆聽，芙烈達的形象不再單一，生命與藝術之間的關係無止盡地複雜。

莫比斯圓環公社《九面芙烈達》

評論場次：2016年10月27日，晚上8時

地點：香港話劇團黑盒劇場

作者簡介：筆名薛西。台北人，現居花蓮。現任「表演藝術評論台」駐站評論人、澳門《劇場．閱讀》副刊編輯、柳春春劇社團長。2007 年加入台灣的表演藝術民間平台「每周看戲俱樂部」編輯群，曾以〈「從流民寨《無路可退》出發，談帳篷劇在台灣〉獲得國藝會台灣藝文評論專案佳作（2009）、〈「一頁屬於亡者的記事《黑洞 3》〉獲得國藝會台灣藝文評論專案優選（2011）。劇場與文化書寫散見於 art plus（Taiwan）、獨立文學刊物《出詩》、花蓮獨立文化刊物《嘗試集》、《牯嶺街小劇場文化報》、《PAR 表演藝術》、《東方報》等。

攝影：張志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