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康生
討論《病理誌》這齣劇場演出,似乎不可能集中於某一面向。除了少見的題材,節目介紹中的兩組單字:「穿、閱、微、觀」,以及「光、聲、空、文、像、物」,一動一靜地透露著該劇將會以複合交錯的形式,構建一個陌生而富專業性的劇場空間。由於協助拍攝劇照,所以除了正場以外,我得以提前參觀技術綵排;而攝影時的專注,讓我能抽離於文字文本、演出及其他媒介。所以本文將以光影及視覺藝術為基礎,分析《病理誌》帶出的種種診斷及症狀。相信其他評論文章,會以其他角度探討這個複雜的作品。
演出從觀眾集合時開始,一行人必須穿過醫院這個公眾場域,再進入另一個平日不開放的後台——大學醫學院。場域的改變,似乎同時改變了參與的氣氛,當抵達病理系的前門,觀眾已由興奮地細談轉為沉默,再通過一條長長的走廊進入病理教室,亦即是演出的主場館。至此,特定場域劇場(Site specific theatre)、環境劇場(Environmental theatre)、浸淫式劇場 (Immersive theatre) 等當代劇場觀念可謂呼之若出,但我期待的並非本作品如何切合不同定義,而是如何將「醫學院」這個權威而略帶神秘的醫療系統轉化成演出空間。試想像,一位病理學醫生兼學者,自己兼當導演、文本、舞台美學及演員等多重角色,看似理所當然的設定,但當中必然遇到「碰不得」的困難,甚至權威挑釁,潛藏的矛盾可會比「空降」到某一特定場地演出更複雜?而單單思考這一段進場的路徑,可比擬去參觀好些特定場域裝置藝術,例如德國藝術家 Anna Schuleit安裝在美國馬薩諸塞某間荒廢醫院的聲音裝置作品「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註一),又或日本藝術家森萬里子(Mariko Mori)設置在日本瀨戶內豐島山澗中的「Tom Na H-iu」(註二),觀眾可不能舒舒服服地乘著車輛觀光去,而是要走一段對都市人而言不算短的山路,過程中對場域的參與、想像和理解,可視之為作品的一部份。
步入教室,焦點會轉向一行一行以布覆蓋,靠光綫明暗作引導的「場境」,亦即實習教桌,每檯工整地舖陳著文本所需的「教材」。而光綫,強而有力地展示它作為文本主體的可能性。雖然導演是主修燈光,我卻傾向用光綫來形容,因為近乎密室的室內空間,燈光安排有序,但光綫細緻的複雜性,例如液體的折射及強光熄滅後的視覺暫留,並不亞於點題燈具所帶來的燈光效果;每一檯,彷彿回應著燈光藝術(Light Art)的不同形式。《病理誌》的光綫,不像德國藝術家及舞台設計師羅莎莉(Rosalie)般,以驚艷及高端科技的姿態駕馭著劇場,甚至可以獨立成藝術作品(註三);反之,本演出中運用的燈光相當樸實,卻不單產生特定的視覺符號或訊息,亦會轉化而引導不同解讀的可能,我認為有條件以獨立「文本」視之。
開首以悶人的教室光管,介紹了基本的空間佈局。第一檯的書檯燈,沒有打算照亮桌面上橫陳滿疊的醫學書籍,昏黃烏絲燈只服務在演員手中的一本,在胡亂翻頁的過程中否定了閱讀燈的功能,反而在幾個演出段落,有如聚焦鏡頭般強調了內頁局部;而當演員將頭壓在燈罩之下,它彷彿轉化成一種可以穿透身體的醫療射綫,在掃描著身體各處的細胞,又似回應演員碎唸著的病理學理論,同時自我審視存在腦中的叛逆思想。隨後接連開關燈掣,將斷續而短暫光綫投射在空間不同的牆身之上,疏離了觀眾對空間的認知,以殘影將現實的空間帶進劇場。
第二檯以兩度光管冷光開始,照亮其他兩位演員的動作,雖然低位燈光總有戲劇效果,但有點像翻拍臺的設置始終較為平板。直至手提掃碼器的紅光橫跨了上百計的樣本瓶,光綫跟隨演出的情緒改變而躁動:從剛直而規律的直射,到斷裂而漫向的折射,左右兩度冷光仍立體地勾勒著樣本瓶身及隊形,似為失去秩序的光綫保持著理性,以此映襯文字文本中無血無肉的數字化病理身份。另一檯以兩盞舞台筒燈,演繹由劇場燈光至手術燈的轉變。而不可不提的是以長橫卷軸展示的一幅歷史性手術圖鑑,打亂併湊的次序與卷軸暗示的綫性時序相遺背。可惜展示時,很快便被燈光吸引到下一幕,未能細閱圖像及拉丁文字的含意。但作者由上一個劇場/展覽項目《鼠疫》開始,對醫學歷史發出疑問的企圖是有跡可尋的。而在卷軸後方,演員一手將滿盆整齊的手術器具撥開,讓光影重回紊亂,並以外科手術布覆蓋全身,暗示自己身為醫療系統一員的身份暫告落幕。
緊接而來是教室的光影設備登場,透過顯微投影機及實物投影機,分別訴說一個病理史的個案:涉事的黑人女性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細胞被不斷培植而衍生出的道德問題。這段事實陳述,視覺影像及光影便無可避免地讓文字文本主導。然而實驗課室本身的多重投射設備,讓細胞切片的影像包圍、舞動、局部剪裁及放大,使相對客觀的陳述變得具備情緒表達的可能,空間亦變得豁然而不再局限於一列一檯。當這一幕完結後,僅餘小型顯示屏未關,以久違的舊式顯像管在無訊號下的「雪花」來保留著這一幕歷史餘韻。
相比起來,下一檯傾向以燈光藝術主導,全段除了聲音演出,並沒有文字部份。三支霓虹燈,分別扭成頭髏輪廓及心跳脈搏的造型,前者分四小間隔時段顯示造型的不同層次。與著名藝術家布魯斯.瑙曼(Bruce Nauman)以這種方式顯示動態有所不同(註四),當演員猛然將面龐凑近頭髏霓虹燈時,這種間隔時段恰似 CT image 或 MRI 般展示斷層橫切面,而當我以為脈搏霓虹燈沒有其他指涉時,演員將自己的X光片放在燈管前面,一下子霓虹燈又變成了燈片箱。最後一檯則重返不同媒體文本之間的整合演出,我認為依然能夠以光影及視覺藝術的角度去「閱讀」,例如自轉的紅色指示燈與心臟的暗示便十分明顯。但這一幕其實同時衝擊著觀眾的其他感官,例如以化學物產生強烈的氣味刺激嗅覺,即使觀眾分辦不了,但似曾相識的實驗室、醫院等等印像,同樣能強化保存標本的整體意識。
最後兩個場景,則顯得相當隱晦。當演員緩步離場,半間教室只剩下空洞的腳步聲、一段壓抑的音頻、觀眾的呼吸聲,和散落四周、一明一暗地「呼吸」中的烏絲燈。雖然兩度刺眼的冷光從門上介入了這個氛圍,正是橫跨所有場館且「永垂不朽」的消防出口指示燈牌,我倒是第一次接受它們為這個場域的一部份而不覺得那麼礙眼。離場時並沒有清晰指示,觀眾可能在一片迷惑中走進醫學院的走廊,悶人的光管燈光讓人從劇場中走出來。如果願意短暫停留,會發現一座座實際應用中的冷藏櫃,標示著零下七十度的駭人温度,及隱隱感覺到不知從何而來的寒意。我兩次都是帶著一股從脊椎冒起的寒意,和錯落在想像不到的、卻與生命有關的温度中離開。
綜觀最後一場演出,視覺文本的部份與綵排分別不大,而自己執筆時亦刻意強化視覺記憶。我其實對《病理誌》不無評語,始終一個長約九十分鐘的作品,導演有否掌握觀眾對大量資訊的接收能力?對於完全沒有醫學病理經驗的,預留的思考空間有點緊縮。語言方面,演出夾雜著中文、英文及拉丁文,尤其拉丁文的應用比重不輕,除了強調醫學字彙的字源及專業性外,對字義的理解是否重要?若非對拉丁文有認識,這安排增添了難以跨越的距離感。本文開首提及的兩組單字,除了透露劇情玄機,似乎亦是對觀眾的要求,而且標準頗高。
雖然本文側重探討視覺元素作為文本的可能,但我並非矮化文字文本和其他媒介在劇場的重要性。正如對醫學權威的批判,純粹視覺文本未必可以帶來準確而「到肉」的效果。此外,演出、聲音和聲綫的運用等等,亦有相當重要的份量,而戲劇構作(dramaturge)的參與亦不應忽略。正如Yaron Abulafia 在其著作的結語所言:乘著近年燈光藝術冒起之勢,「光」已然到達了它的藝術成熟期。後戲劇劇場鼓勵的是多極化的經驗(experience of mulitpolarity),而燈光與其他媒介一樣,應取得一個平等的位置;除了作為藝術媒介而忠於自己,更要與其他媒介一起達致理想的平衡與整合,成就出優於簡單相加的一個整體作品。(註五)我正期待更多角度的劇場創作,以跨界為始、以完美整合為目標。
註一:Anna Schuleit : Habeas Corpus (2000),可參考 http://www.annaschuleit.com/habeas.html
註二:森萬里子:Tom Na H-iu (2010),可參考 http://benesse-artsite.jp/en/art/tom-na-h-iu.html
註三:參考自 rosalie Light-Art : The Universal Theater of Light
註四:布魯斯.瑙曼(Bruce Nauman)有不少動態霓虹燈作品,例如Welcome Shaking Hands (1985) 等等。
註五:筆者翻譯自Yaron Abulafia 著作 The Art of Light on Stage: Lighting in Contemporary Theatre,第246頁
作者簡介:以視覺藝術為主要創作脈絡,偏愛跨媒介及不穩定的創作模式。近作包括發起《偽・集藝-藝術人的收集物》。
照片提供:Drama COLLABoratory(攝影:Fangön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