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三十日早上，在美國賓州西南部，匹茲堡交響樂團的樂師宣布罷工。在該州東南部，那天恰巧是費城樂團樂季掲幕音樂會的大日子。當晚，約一千樂迷坐在音樂廳，原定「掲幕」時間過了二十分鐘，台上仍是空無一人：他們不知道樂師「早」在約一小時前也已宣布罷工。未幾，遠在德州、罷工已三星期的福和市（Fort Worth）交響樂團樂師在網上發出訊息，表示支持賓州兩大樂團樂師的行動。美國三個百年老字號的管弦樂團同時罷工了。

對這一切，美國樂迷或多或少已感到麻木，但對港人來說，這一切可是咄咄怪事，匪夷所思。故應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之邀，撰此文以助讀者理解近年美國樂團的工潮是甚麼回事，好讓討論得以開始而已。

首先，美國有千多個樂團，年度預算由不足三萬到逾億美元不等。本文所談的並非業餘社區樂團，而是最受世人矚目、規模和影響最大的專業樂團，援用的數據多來自美國管弦樂團聯盟（League of American Orchestras）於十一月出版、關於2006至2014年該國樂團財務及營運的研究報告（Orchestra Facts: 2006-2014）[1]，較能顯示大型樂團的狀況。

在奉行自由市場經濟原則的美國，樂團都是獨立非牟利組織。於2014財政年度，其總收入的一成七來自投資所得。四成則是其服務帶來的盈利，其中各種演出及社區活動佔四分之三，即佔總收入的三成。餘下的總收入來自捐獻和贊助，佔四成三之多，其中超過三分之一為個人捐獻；另外，基金、企業和董事捐款數額相若，三者總和幾近於個人捐獻款額；政府資助僅佔總收入約百分之三。

美國管弦樂團的收入結構圖（取自Orchestra Facts: 2006-2014）

樂團由以「社會賢達」組成的董事會及專業行政人員管理，後者負責日常營運。樂師皆為工會成員。工會勢力強大，可代表樂師進行有關薪酬、福利、工作條件等的談判；綵排、演出、錄音、社區活動、聘請、解僱的安排，以至指揮的權限等，都由工會條例或合約規定。

全體樂師與樂團管理層訂立的工作合約是集體談判的成果。一份合約的有效期不論長短，雙方都得在它到期前派出代表會面數次，嘗試達成一份新的集體談判協議。雙方代表同意協議內容，尚要交予全體樂師投票通過方可生效。舊合約到期後，倘若新的還未有談妥或遭樂師投票否決，雙方一般會按舊合約的條文規定繼續發薪和工作，並繼續談判至新協議達成為止。如果雙方分歧太大，談判破裂，其中一方便有可能發起停工，向對方施壓以使其讓步。

費城的樂師於整個樂季其中一項最大型籌款活動當晚發起停工，開罪於好些樂迷、捐款者和贊助者，在時間上著實糟了一點。但他們當時與管理層的矛盾，似乎跟其他行業的勞資糾紛沒有兩樣。管理層在音樂會前的最後關頭提出兩年合約，說基本薪酬每年增加百分之二，好嗎？樂師說第一年增百分之二，第二年百分之三，如何？管理層說第二年百分之二點五，怎樣？談判這樣便破裂了。

這當然非一日之寒。久受財務問題困擾的費城樂團於2011年申請了破產保護，樂師接受了基本年薪削減百分之十四。這薪酬在此後每個樂季逐漸回升，到了上樂季，已超越當年減薪前的水平，達到約十二萬八千美元，跟美國另一頂尖樂團、克里夫蘭樂團的差不多。可是樂師並不滿意，說此薪酬比波士頓交響樂團的低百分之十八，比三藩市交響樂團的更低百分之二十四，不足以吸引超卓樂手加入樂團或防止現有樂師流失。有人認為他們跟波士頓及三藩市比較並不合理，因為這些城市的生活成本遠遠高於費城的，而克里夫蘭的生活成本比費城的還要低。樂師還表示管理層沒有改善樂團財務狀況，並指出其薪酬在困難時期不減反增，例如行政總裁的年收入已超過七十萬美元，似未有與樂師共度時艱……

匹茲堡的樂師也在2011年被減薪百分之十五，管理層於本年九月說樂團的赤字和負債要使它在明年中之前結業。福和市的樂師亦於2010年被減薪百分之十三點五，管理層也在今年的談判中說樂團連年虧損，無法負擔樂師所要的酬勞。兩個樂團的樂師都認為近來當地經濟不錯，籌款不足是管理層的問題，因此拒絕接受其再次提出的薪酬削減，發動罷工。以上這些都是典型的美國樂團勞資矛盾。在2014財政年度，樂師的薪酬及福利佔樂團總支出的四成六，高於所有其他美國文化藝術機構的藝術家開支比率。樂師用功練習，賣力演出，樂團財務出現困難時，往往覺得負責募集經費的管理層慵懶或無能。

匹茲堡交響樂團的樂師發起罷工（網上圖片）

在合約談判進行期間，有些管理層會表現出一副態度，暗示甚至明言樂師職位遠少於國內外的優秀樂手，故他們隨時可以低薪聘來的高手取代現有者。這會使樂師感覺不被尊重，以致雙方關係惡化，更難取得談判成果。近年最嚴重的此類情況發生於底特律交響樂團及明尼蘇達樂團，前者的樂師在2010年底發起的罷工長達半年，後者的管理層在2012年底實施停工，更歷時十六月之久。

這裡必須強調每個樂團的情況不同，難以一概而論，而美國的樂團景象絕非一片愁雲慘霧。例如洛杉磯愛樂和波士頓交響樂團，分別受惠於荷里活碗（Hollywood Bowl）和檀格活（Tanglewood）的夏季音樂會，現時財務皆十分穩健。然而，從上文提及那些樂團「出事」的年份可見，沒有誰能倖免於2007至2008年金融危機後經濟衰退的影響，2010年至今已有十多個樂團曾經停工。雖然如此，美國管弦樂團聯盟的研究報告顯示樂團平均收入已於2014年回復至衰退前的水平。

的確，有樂師認為樂團管理層從來都想向他們「開刀」，近年經濟大環境只是行動的藉口罷了。批評樂師貪得無厭太容易了；未經思索便條件反射般站在勞方那邊去譴責資方「剝削」，也未免幼稚。更困難卻更關鍵的，是要仔細研判每一個樂團的管理層在籌募經費上，究竟付出了多少心血，發揮了多少才幹。

事實上，樂師對樂團財務的所思所想，與管理層的可謂風馬牛不相及。正如費城樂團的例子所示，樂師傾向拿全國其他地方造詣相仿的同行所得跟自己的作比較。可是，就算一個樂團技驚四海，威震八方，它的服務對象和收入來源始終以其所在的城市為主，故此管理層所考量的，是當地能夠和願意給予多少財力支持其營運。這正是樂團工作包括不少社區「外展」活動的一大原因：如派出樂師到不同學校演出和示範等，除了「履行社會責任」、「教育下一代」之外，也是「落區宣傳」，向市民展顯樂團的「存在價值」，以行動號召各界善士慷慨解囊，使樂團得以繼續存在下去。

「存在意義」的問題，每個樂團都需要深思，而這個問題是由冰冷數字提出的。根據美國管弦樂團聯盟的報告，樂團演出的入座率於2010至2014年間下跌了百分之十點五。以匹茲堡交響樂團為例，其主要演出場地的古典音樂系列門票在2012-13年樂季僅售出六成一，在兩年後的樂季更只賣去五成，情況令人吃驚。全球樂迷大概都需要這樣一個世界一流樂團（我畢生聽過最好的馬勒《第一交響曲》現場演出，就是此樂團及其現任音樂總監的成就）；但是，那三十萬人口的城市需要它嗎？

這「存在問題」的「實然」而非「應然」答案，或者亦不外冰冷數字而已，就是供求。人們對這昂貴藝術的需求少了，購票和捐獻也就少了，樂團管理層發放不了樂師願意接受的薪津，工潮便會發生。這時的音樂供應是「零」；樂師不復擠成一團演奏，「樂團」於此際即已停止存在了。當然，古典音樂在人們生活中的地位大不如前，這就不僅是較短期的經濟問題，更是長遠的文化問題了。

作者簡介：從事文化、藝術寫作及翻譯，專攻音樂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