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下旬，我利用比利時布魯塞爾藝術節藝術總監史萊西默德（Christophe Slagmuylder）來台北的時候，藉機問他對歐洲藝文補助不斷刪減，對表演藝術圈的影響的看法。畢竟2015年初他來台北時，那年布魯塞爾藝術節也將遭受預算被砍的政治壓力。「我覺得最大的影響，是年輕的創作者，因為預算縮減，政府只能把餅分給那些已卓有成就的團體，像是比利時羅莎舞團這種國際大團，可是小團就沒機會了。這些大團大多崛起於八零年代，現在正是如日中天的時候，政府也不敢得罪他們。」他看看我，揮了揮手，繼續說：「所以現在年輕團體開始在串連，尋找新的創作模式與空間，到底會發展到甚麼程度，一時也還看不出來。」

 

他又跟我強調，後來布魯塞爾藝術節的預算雖被挽回，但就整體趨勢來說，歐洲的情況只會越來越差，比利時還算止跌，但鄰近的荷蘭大幅刪減藝文補助，只有像阿姆斯特丹市立劇院這種有國際聲譽的公立劇院，才能不受影響。其實不只歐洲，像澳洲在這兩年也經歷國家藝術基金會預算被大筆挪用的情況，藝術家走上街頭抗議，但也抵擋不了政治趨勢，許多小團面臨倒閉。

 

Stadsschouwburg-Amsterdam（網上圖片）

 

對比利時或荷蘭這樣的小國來說，當地機會少，往鄰近較大的國家如法國或德國發展，是近十年來的趨勢，一些導演如荷蘭的約翰・西蒙（Johan Simon）或比利時的盧克・帕西瓦爾（Luk Perceval），拜德國經濟強勢與大量藝文補助之賜，都有不錯的成就，甚至擔任藝術節與劇院總監。

 

近兩三年來，我收到國外團隊的自我推薦信，也有大幅成長的趨勢。國際表演藝術界是個很小的圈子，加上網路的便利，許多歐洲國家的團體都把亞洲當作未來發展的市場，尤其韓國與中國，每年十月在首爾與上海的表演藝術交易會上，都可以看到大量來找機會的歐美經紀人或團隊。

 

最近我開始形成一種看法，是當代國際表演藝術界，會更接近以巡迴劇團為主的古老時代。當代劇團或舞團，在某種程度上是全球化時代的巡迴劇團，四處遷移，不斷尋找演出機會。如同當年莫里哀的劇團，在每個小城都停留個幾天，如今這些國際團隊也是每隔兩三年才來演出一次，所以每次到訪也能維持新鮮感，受到觀眾歡迎。一部分原因，在於能邀約這些國際團隊的，都是藝術節，都是在節慶的經費架構下，讓表演藝術成為一種事件（event），超越日常生活的現實考量。前一陣子魁北克導演羅伯特・勒帕吉（Robert Lepage）在墨爾本演講，也強調劇場唯有將自己變成一個事件，而不只是演出，才能在未來生存下去。畢竟表演藝術有成本，要用票房來維持營運，根本不可能。只有在節慶具有揮霍本性的人類學態度下，才有足夠的預算可以邀約。所以表演藝術團隊，若要能生存，就得把眼光放大，在那些可以邀請的國際城市中不斷穿梭，成為每個地方的事件，而不是安於過往固守一個城市或劇院的模式。其實，在十八世紀之前，歐洲各地城市在開始大量興建城市或國家劇院之前（這也跟建築技術的進步有關），絕大多數的劇團都是巡迴劇團，四處為家。第二原因是全球化的結果，廉價航空是未來趨勢，機票成本也都相對降低，不但出國更容易，國際巡演的成本在降低，網路也讓國際聯繫更容易。

 

至於美國，早在九零年代初，國家藝術基金會的組織與預算遭大幅縮減，導致團隊更加仰賴企業贊助，但也造成為符合贊助者口味而導致藝術品日趨保守的趨勢。前林肯藝術中心總監麥可・凱薩（Michael Kaiser）在2015年新書《幕起幕落？美國表演藝術的未來》（Curtains? : The Future of the Arts in America），就對美國未來二十年的表演藝術前景，感到擔憂。他的預測恰好與史萊西默德說得很像，只有大團可存活下來，票價是有錢人才出得起。不過我今年初去紐約參加全美表演藝術經紀人協會（APAP）年會時，還有一個感覺，是美國本土的巡演機會已經夠多，他們的內陸市場已是某種國際市場。但在特朗普選上後，到底會有何影響，尤其是對中小型團隊，還需要一段時間觀察。

 

或許危機也是轉機，如同史萊西默德說的，新的創作方式與組織正在形成。其實，補助刪減所影響的，只是依賴這種模式生存的傳統劇團。如同氣候變遷造成恐龍滅絕，哺乳類興起一樣，表演藝術並不會消失，改變的只是活動形態與收入方式，而那些懂得適應並主動創造優勢的團隊。將會成為新時代的霸主。Life will find a way。

 

作者簡介：臺北藝術節藝術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