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何以作惡？這是不同人種不時提出的疑問，也是各類創作經常觸及的主題；此時此刻惡人當道，也許讓人更加好奇。《發光的害蟲》（Radiant Vermin）是一個有關「惡」的故事，全劇眾人並不惡形惡相，甚至作惡行為也是輕描淡寫：為追求更好的生活，生命難免有所犧牲。在編導刻意安排下，劇情荒誕同時調子輕鬆，在荒誕與輕鬆之間，生命失去應有重量，如草芥、如螻蟻，舞台上儘管不見刀劍、不聞血腥，舞台下卻是膽顫心驚、坐立不安。
《發光的害蟲》 是一個既簡單又複雜的故事。簡單的，是其劇情，一個城市出現「異象」，夫婦Olie（施卓然飾演）和Jill（馬嘉裕飾演）突然發現，住所每死一人，屍體隨即發光，所到之處則會「豪裝」起來，隨著單位逐漸升級，屋苑價格也會上揚，甚至帶動區域發展，至於所謂「害蟲」，則是一個一個因為升級而遭遇橫禍的社會底層。
為了孩子、為了未來，我們看見Olie和Jill一步一步踏入魔道；複雜的，是其發展，夫婦二人一開始只追求「基本」豪裝，心想適可而止就好，打算殺夠了便收手，及後發現慾望是無止境，為了愈來愈豪的裝修，只好愈殺愈多、愈殺愈密，生命中、生活上，除了殺人，還是殺人，直至最後……
省略內在矛盾 刺激延伸思考
《發光的害蟲》由劇作家菲臘．雷德利（Philip Ridley）寫成，在其筆下，一連串殺人事件總是來得理所當然，Jill身懷六甲，「為了我們的孩子」成為她最強的武器，Olie半推半就下展開了殺手般的新生活；同時劇中每一個殺人決定，夫婦二人近乎毫無心理掙扎，基本上並無半點糾結，就如Jill要求豪裝浴室一幕，起初Olie也是猶猶豫豫，但當太太大力撒嬌：「好想沖熱水涼」及「陀仔（懷孕）要衛生」，丈夫即時著手籌備殺人計劃。
這種筆觸貫穿全劇，十分突出，對比傳統戲劇，主角作惡之前，難免會有一番心理掙扎，既協助建構人物特質，又合乎觀眾傳統預期，屬於一種促進觀眾（以及演員）理解及感受劇情的手法，然而菲臘．雷德利採取的，卻是截然不同的創作方法，主角的「惡」，似乎早已入血入骨，根本毋須思想爭鬥。
這種直覺式的作惡，一方面或許更加貼近現實社會情況，「殺人」行為也許太過極端，但是「自我」為先、「利己」為重，卻屬比比皆是、處處可見，另一方面劇作家愈去省略角色內在矛盾，反而愈能刺激觀眾延伸思考：「『作惡』原來可以如此不加思索？」，其實日常生活中，我們對身邊人的傷害，是否都是如此直覺式？
著重抽象呈現 打開想像空間
文本以既輕且淡的方式寫「惡」，導演甄拔濤則以奇幻而抽離的手法導「惡」，例如劇中所有殺人場面，完全不涉任何打鬥、搏擊，舞台不流一滴鮮血、不留半具屍首，演員甚至是以獨腳戲的方式，結合形體動作及場外錄音，邊演邊講殺人過程；與其實實在在手起刀落，借助感官震撼，具象搬演一幕一幕殺人風景，導演放棄血腥渲染，著重抽象呈現，反過來打開了觀眾的想像空間，原來吹灰之力已可造成傷害，暗合了文本的創作風格。
奇幻而抽離的手法，不僅僅應用於殺人場面，反而是一種貫穿全劇的主要處理，例如全劇不同情節橋段，角色都會脫離本身語境，轉向現場觀眾直接對話，這種典型的劇場主義手法，目標非常明確，除了帶動情緒反應，更加希望促進思考，觀眾一方面客觀觀察夫婦的成魔之路，另一方面主觀觀照自己的生命歷程。
全劇主角只有Olie和Jill，其他配角數目則十分多，除了多不勝數的發光害蟲，還有同一屋苑的不同住客，前前後後至少十數人，甄拔濤選擇了一人分飾多角的處理，讓施卓然和馬嘉裕兩位演員扮演所有鄰居角色，在其中一幕重頭戲中，夫婦二人舉辦派對，邀請全體鄰居出席，這段戲不但展示了不同角色的性格態度，而且呈現出這個族群的異化特質，甚為關鍵，同時，這亦是導演手法及演員演技的重大考驗，兩位演員需要借助形體動作及神情語調的轉換變化，一口氣演繹出全部角色。
這段戲不但節奏快，而且對白密，難度很高，肢體語言方面，二人沒有太大問題，特別是施卓然本身是一位編舞及舞者，展現出對身體應有的控制力，反而在台詞處理上，二人則有若干沙石，包括節奏及咬字等，其中又以馬嘉裕比較明顯，然而這段戲相當依賴演員們一氣呵成的建立及發展，輕微台詞出錯，已經甚為礙事，最終效果亦受影響，略為可惜。
跨越不同時空 直達觀眾心靈
針對《發光的害蟲》涵意而言，可供思考地方著實很多，除了人性塑造這個永恆題目，人類對生活的追求，也是焦點之一，以殺人為手段，以豪裝為目的，似乎非常荒謬，然而仔細想想，不論是為了所謂發展而犧牲基層利益的大綱，抑或是城市人在居住方面盲目地追求的細節，其實都是非常貼地、非常貼身。
若將這個框架放於一直強調經濟發展的香港，以至澳門，所引起的反思，更是份外突出；雖然菲臘．雷德利身在千里之外，但是憑著其敏銳的觀察、深刻的筆觸，《發光的害蟲》仍然足以跨越不同時空，直達觀眾心靈。
（原載於2016年11月《劇場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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