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場觀看甄拔濤導演及翻譯、英國劇作家Philip Ridley編劇的《發光的害蟲》（Radiant Vermin）之前看了看手機，社交媒體鋪天蓋地都是「官商鄉黑」勾結、朱凱廸受死亡威脅的新聞。再看一看劇作介紹：Ollie和Jill兩夫妻搬進政府贈送、家徒四壁的房子，有一天，Ollie錯手殺死闖入家中的無家者之後，屍體在強光中消失，廚房卻自動升級成理想模樣。他們為了更豪華的居所，不惜用盡手段吸引更多無家者到訪……突然間，英國文本像在香港找到重影，一切顯得這麼遠那麼近。
事實上，《發光的害蟲》的劇名，來自劇中政府人員Dee小姐提及的寓言：有一個果園，只要擦亮其中一個果子，其他果子就會一個一個亮起來。因此，「發光的害蟲」除了直指無家者，也指兩位主角以殺人換取豪裝，帶動了整個社區的發展，到最後卻被富有鄰居視為害群之馬，被迫遷離社區。兩重寓意，反映在發展至上的資本世界裡，權力是唯一法則，你我都逃不過層層剝削。就像香港的士紳化步伐，往往由低下階層做開荒牛，人流興旺後便改造成中產甚至是上流社區，新市鎮如是，活化工廈也如是。
以上例子可說是直白明顯，只要對都市發展稍有認識，不難發現劇情的指涉。文本另一直白之處，在於Jill的孕婦身份：嬰兒代表未來，而她總是以「為了我們的孩子」作藉口，沉淪殺人交易，劇末甚至計劃讓兒子加入，以最大的人力資源換更多更豪華的居所。正如「為了未來」一直是發展的最強理據，然而單一化、極端資本化的社會，其實扼殺了下一代的可能性。又例如無家者Kay被殺前指出，在不同城市都流傳著殺死無家者換取豪裝的故事，帶出全球化資本主義的議題。
《發光的害蟲》充滿這些放諸四海皆準的情節，但來自英國的文本，也有它獨特的歐洲味道。最明顯當然是Dee小姐的典型浮士德形象，令善良的人一步步墮進魔鬼交易。然而本來善良、孝順又有宗教背景的主角，是否就能置身事外，把罪責推諉於掌權的Dee小姐身上？同樣地，文本多次向台下觀眾發問和直接對話，凸顯了觀眾旁觀罪惡的位置。這種對「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的拷問，源於二戰後歐洲對社會大眾默許屠殺的反思。為了把這種思考移植到香港，是次演出特設酒吧區，購買了較貴門票的「特權階級」不僅可以近距離「欣賞」舞台上的暴力，還能一邊看演出一邊喝飲品吃花生 —— 完美地以本土流行用語「食花生」（袖手旁觀看熱鬧）演繹出文本的歐洲語境，是非常成功的舞台「翻譯」。
演出方面，如前文提到，「發光」是個非常重要的意象，可惜作品只用燈光呈現無家者消失的屍體，卻沒有好好掌握「害蟲」的兩層寓意，並以燈光設計深化主題。至於三位年輕演員施卓然（飾演Ollie）、馬嘉裕（飾演Jill）和陳秄沁（飾演Dee、Kay），整體演繹恰到好處，令人入信；尤其是有舞蹈背景的施卓然，流麗的無實物動作有助打開想像，在簡潔的舞台上呈現文本的魔幻寫實風格。唯一不足在於劇末派對一場，施卓然和馬嘉裕明顯出現疲態，本應無縫緊接的對白被多次停頓、失誤而打亂節奏，不只令表演不夠賞心悅目，更破壞了這場戲應該帶出的上流社會的虛偽、乏味、步步進逼，以及Ollie的心虛，直接影響下一場被逼遷的說服力。不過總括來說，是次演出無論是文本、翻譯、導演、演員等，都在水準之上，是香港不可多得的劇場演出。
步出劇院刷亮手機，國際間戰火處處，而香港的不公和暴力依然持續。一場演出當然難以改變世界，但正如甄拔濤所說：「所謂的社會改變，必然來自我們的意識，而催動意識的改變，正正是藝術其中一個可能的任務。」但願《發光的害蟲》對於「食花生」者的拷問，能令觀眾開始正視身邊正在進行的、實質或體制的暴力，踏出改變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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