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
古典音樂行業一直在嘗試創新，試圖緊跟時代步伐，吸引全新受眾。普育類講座和學堂在其中擔當重任，至少為年輕人打開一扇大門。低票價的音樂會和輕鬆詼諧的選曲則再下一城，努力把打開古典大門的人們進一步引領。
在西方，古典音樂從業者從年輕人聚集的搖滾和流行音樂取經。比如今年迎來三十周年的啟蒙時代樂團（Orchestra of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就致力於打破自己作為本真音樂樂團的形象，在十年前推出「夜班音樂會」（Night Shift），以夜生活的時間，允許便裝和攜帶酒精飲品入場，輔以一小時之內的曲目，嘗試拓寬受眾。在更多案例中，音樂家積極參與跨界，與不同受眾的藝人合作，比如李雲迪與王力宏、郎朗與赫比．漢考克（Herbie Hancock）、馬友友與波比．邁克菲林（Bobby McFerrin）等。這些跨界努力無不收效頗豐。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古典音樂其實都在「陪玩」。
無論是從搖滾界吸取經驗，還是從跨界中汲取靈感，古典樂音樂家們的努力，一直在追隨其他音樂類別的風尚，也就是「跟風」。但一百多年前，情況並非如此，那時的古典音樂產業引領行業先鋒，是時代在緊跟古典音樂步伐。比如華格納的版權理念和專用劇院概念，直接催生了倫敦西區和百老匯音樂劇產業的專有經營模式；李斯特確立了現代的藝術經紀人制度；付費聽音樂會的傳統首開先河是在1637年的威尼斯總督府……想要在根本上再度確立古典音樂的行業領先地位，光靠「搬弄」和「借鑒」搖滾和流行音樂的生態，沒有出路。關鍵在於，如何從本質上改變音樂演出的遊戲規則。
馬友友與波比．邁克菲林曾推出唱片（網上圖片）
前不久一則親身經歷給了我巨大啟發：我正好有一張多餘的音樂會門票，便在音樂會當天致電好友請她來聽。在電話那頭，她問我幾個問題，諸如音樂會在哪裡、誰演出、演的是甚麼曲目、音樂會多長時間等。最後，她以沒空為由，婉言謝絕了我的邀請。過不多日，我再度當天邀她相聚共進晚餐，她爽朗答應，只問了我兩個問題：何時，何地？
我試圖分析好友接受飯局邀約和演出邀約的截然不同的反應，為何她不問我飯店提供何種菜系，我會點甚麼菜請她，飯局要持續多久之類的問題就答應了我。在剝掉剛需和「民以食為天」的表層之後，我似乎看到問題的核心。在飯局中，人們先消費後買單，可以點菜，上網查閱大眾或《米其林指南》（Michelin Guide）對食肆的評價，預判服務水準。在音樂會中，人們先買單後消費，不能當場點菜，對自己所接受的服務水準也很難預判。
從服務行業的消費習慣來看，音樂行業的奇葩消費規則更像是「賭石」：你永遠不能對自己消費的產品說了算，也不知道自己所花的錢值不值。換句話說，作為消費者的樂迷對自己所消費的音樂會的內容只有被動選擇權，沒有主動點單權。而消費者既不能要求音樂會「少放點辣」，也不能主張「要避風塘，勿要蒜蓉」。音樂會內容的操縱權掌握在演出單位的管理者手中，最典型的就是提前一年公佈的樂季安排和套票制度，很多情況下，制定樂季的總監，以及配合總監填滿樂季的管理者的薪金，並不與票房掛鉤，因此也不必直接對消費者的口味負責。久而久之，音樂會的產出成了內容提供方的自娛自樂和利益交換，受眾方的購買成了消費者的條件反射或社會義務。
這點在中國的交響樂團中尤為明顯。中國大約有二十支不到的樂團可以推出樂季。樂季一般在開幕前的兩個月內公佈，通常含有三十至四十套曲目，每套曲目往往只演一場。如果說樂季中的曲目是總監或客座指揮制定的話，那選用的音樂家則大有講究，其中也帶有許多「政治」和「利益交換」成分。更有指揮家入股經紀公司，憑藉自身影響力和話語權推銷經紀公司旗下的藝人。由此，樂團和樂季也愈加成為利益交換的平台，聽眾則只能被動地接受。
要打破這類持之以恆的僵局，就需要顛覆套餐式的家長制音樂會模式，把選擇權回歸給消費者。於是我腦海中立刻浮現出了「量販式」音樂會。在一場理想的量販式音樂會中，聽眾在當天或提前一天收到選票，從「沙拉」、「湯」、「主菜」、「甜點」和「咖啡」分類的組別中分別投票選出一首自己想要聽的作品。每首作品附上單價，比如作為「前菜」之一的莫扎特《小夜曲》售價二十元，作為「主菜」之一的《卡門》組曲售價五十元，作為「咖啡」的一首返場曲售價十元。最後統計出每個人的音樂會票基本價，再以類似於Uber乘以某個倍數的加價決定座位區間，繼而得出總價。
經過簡單多數統計後，便能第一時間得出音樂會的曲目，讓藝術家留有近似於巡演狀態的準備時間。消費者根據自己的選擇聆聽曲目，並在離場時買單。如果對服務不滿，他們可以拒絕買單。這對平日一直被寵壞的高高在上的音樂家，既是壓力也是鞭策。
至此，肯定會有人指出量販式音樂會在實際操作中的無限不可能性，最基本的就是簡短的排練時間裡，無法保證演出品質，也無法提供譜務配備。劇場管理人員肯定會提出按曲按人頭在離場時收費的不可控性。音樂會主辦方肯定會提出，提前公佈的樂季其實就是一份大功能表，消費者選擇權，體現在樂季大拼盤中。
不過這些疑難雜症都可借助不斷發展的科學技術迎刃而解。首先，通過成熟的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和概率學，可以有效控制選票的選項設置，從而引導消費者的最終選擇，保證充足的排練和準備時間。比如將一首耳熟能詳的音樂，搭配上幾首鮮為人知的作品，組成一項投票，就能基本預判大眾的投票傾向。高超的輿論引導和心理暗示，都會對投票結果產生影響。這些因素的疊加，就可以精確提前計算出投票結果，而不是像賽馬、博彩那樣多靠運氣。如此一來，譜務配備，音樂家準備的不可預知性，便降到最低。
其次，從室內樂和獨奏音樂會入手，在中小型演出場地，試點量販式音樂會，也可降低離場收費的不可控性。
最後，我無從知曉半年後的某一天自己會想去哪個飯店點甚麼菜，同樣我也不確定自己半年後某一天的心情和天氣如何，繼而究竟想聽甚麼樣的音樂會。若以此為考量，樂季安排是一種尊重藝術規律，但對消費習慣缺乏體察之舉。
從各個方面分析，量販式音樂會都體現了對購票者更為人性的服務，和對管理者創意及管理水準更為苛刻的要求。量販制音樂會的實際應用難點，風險管理及概率運算的運用，以及技術上的可操作性，都可通過技術手段予以精確規劃。於是剩下的唯一問題，就是樂團或音樂廳的總監們，是否有足夠自我犧牲，將曲目選擇權，主動承讓於民。那些喊出「你的樂團」口號的藝文機構，是否有足夠膽魄，讓「你」來對音樂會說了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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