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0呎豪華生活》（「影話戲」製作）的主角除了人，還有空間，因為劇中所有片段都在描述生之為人怎樣被空間定義。導演和劇本創作之一羅靜雯把香港的劏房問題搬到台北演出，相較在本地演出時便增添了一個面向：移動。此劇在本地演出時，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一個搭建出來的劏房裝置，被觀眾團團圍住，看著一家四口的角色困在狹小木房裡掙扎。導演說，這個立體劏房模型無法運送過來，所以用了其他形式來演繹同一情節。但筆者不肯定劇團無法在異地搭建同一舞台裝置，是由於資源限制，還是出於藝術考慮，因為《我》劇這次演出其實也是搭建了劏房，而且不只一間，是連著走廊一整列的十多間「棺材房」，讓觀眾擠身進去，體驗劏房生活的壓迫感。
《我》的空間展演結合了劇場和展覽形式，並且以外地人為對象，便有一個隱憂：怎樣使觀者不會像參觀主題公園一般？香港歷史博物館以仿真裝置重現舊時商鋪和住宅陳設，以及中國接連出現了複製的歐洲小鎮，其搬演就是主題公園的做法；《我》在演出完結後讓觀眾舉機拍攝場景，令人想起台灣電影《賽德克．巴萊》和《艋舺》煞科後保留部份場景讓遊客參觀的做法。另一方面，亦有評論人質疑過《我》劇在本地演出的劏房空間設計，讓圍觀者帶著獵奇的目光觀看基層生活──或許因此導演這次改為讓觀眾自己成為籠中困獸。「影話戲」採取了一個吊詭的辦法，避免展演落入主題公園奇觀的窠臼，就是對基層住屋這社會現實以「不夠寫實」的藝術手法呈現。《我》劇是一個旅程，當中觀眾並非安坐席上而是不斷移動，從一個展演空間到另一個展演空間，傾聽不同形式所表達的故事。觀眾的焦點既是空間，也是空間內的人；而這些人的生活故事就是使劇場空間不致淪為主題公園的關鍵。
觀眾在整個展演過程要多次移動，就如那些無法置業的人，無論是新來港人士還是土生土長者，因為資本控制了土地並賦與其流動性，很多土地上的人都成為了移民。移動不同於靜態的位移，包含著時間性。故事也有時間性，卻不是實物的移動而是事件的延續。《我》的轉場其實是從一場景轉換不是從一個景點到另一個景點，而是從一個故事到另一個故事。豪宅廣告和宏偉建築等靜態的視覺奇觀掩藏了資本流動的特性，藝術家同樣以流動之勢與之抗衡，使參與者從一個故事空間到另一故事空間，要求他們以聆聽代圍觀，翻開無情制度的帷幔，讓被壓抑者的情感有流淌的缺口。
首先是住在「棺材房」的大陸新移民母親的故事：觀眾約二人一組被安排進「棺材房」裡；棺材房不像真的那樣，沒有床，也放不下，躺下的話雙腳會伸出走廊去。每間房的陳設和道具都是一樣的，包括一幅胎兒的超聲波掃描圖，以及母親用簡體字寫給剛出生的孩子的信，聲明「貧窮不代表沒有尊嚴」。當觀眾移步至另一個舞台空間，席地而坐，則會聽到老婆婆講述窮人從以前的「板間房」到今天的「棺材房」的過去，以及缺乏私隱的問題。第三個倚靠聆聽的故事，則是住客被逼遷，面對著沉默無情的業主，多少的苦情都如雞蛋撞牆，側射出政策失誤結合富人的貪念，才是造成貧窮問題的成因。不過《我》劇重點不在議論，也沒有以鳥瞰視野宏觀地解釋「地產霸權」的現象──這傾向可見於慷慨激昂地質問「為何劏房竟會比監倉更小」的青年被說故事的老婆婆趕走的情節。若有觀眾意欲了解現象背後的結構性問題，或會不感滿意，但劇團的取捨是十分明確的，他們關心的是有血有肉的受苦者。
除了時間（故事）的向度，《我》劇在空間上也有精心的設計。與上述倚仗聆聽的故事交替出現的，是強調視覺的故事，共通點是把三維空間壓縮成二維。「棺材房」母子故事之後出現的是戲仿綜藝節目的電視真人秀《小空間．大快樂》，在銀幕上播映兩男兩女蝸居一個板間房的錄像，令人想起叫田北辰當兩天清潔工並住籠屋的電視節目《窮富翁大作戰II》。四名演員畫上丑角的臉譜，諷刺中上階層和政客的偽善和齷齪。老婆婆說過故事後，在舞台中央的一比一劏房圖則上，則出現了居住其中的男性住客，向觀眾介紹其劏房生活。由多個小故事組成的《我》看似沒有編排，卻其實有一個情感的轉變。前半部份的故事表達出來都是比較輕鬆的，後半段（自「逼遷」一場起）則轉為沉重。笑說自己在家內拿東西都只是「一步之遙」那麼方便的獨居青年，不知哪天就會成為被無情逼遷的大叔。而開場時喜獲麟兒的家庭，將來則可能成為最後一幕苦困劏房的一家四口，首尾呼應。
最後一場戲，是整個演出中篇幅最長，也著力最深的一部份。困獸之籠被壓逼在二維的銀幕上，其演出卻不像《小空間．大快樂》那般預先錄製，而是現場轉播。牆壁、「碌架牀」和椅子等並非真實道具，整個佈景是一幅按真實比例攝製的巨大照片，放在地板上，演員則躺在地上演戲，由置於頭頂的攝影機拍下來，即場放映，但觀眾並不知道，這個舞台就在身旁，直至黑色的帷幕掉下來，就如很多市民不知道社區鄰舍在牆後的苦況，最多只是看看電視報道。三維空間壓縮至零，便只剩下二維了；但布幕一跌下來，觀眾得到的震撼卻是「從三維到二維」的過程。這震撼源自兩個維度之間的曖昧性：看錄像其實是在平面看到立體的錯覺，但揭幕之後，所見的不是「真實」即立體的事物，而是躺在平面上的、移動一步也吃力的受壓逼者，當中大自然的地心吸力被導演利用來象徵資本主義社會的壓力。他們「本應」站立的，卻被拉了下來；這把人拉下來的力量，無疑也是對上述新移民母親「窮也要有尊嚴」的嚴苛挑戰。巧妙的是，這個利用地心吸力的安排，在銀幕上觀看的話，也容讓演員作出在房內飄起（像夏卡爾的畫）的「反地心吸力」效果。平面空間反而讓「本應」做不到的事情得到實現，表達出空間的壓逼越大，人對心靈的自由也更嚮往；也顯出藝術家介入社會現實時，跟社會科學家和政治家的差異。
藝術家對劇場性的掌握，在於對時間和空間的拿捏。《我》劇這次在台北的演出，提高了聆聽的重要，也利用了不同空間的轉換來講述在空間狹縫之間掙扎的人的生存境況，從而避開奇觀的問題，為「探討社會現實問題」的創作類型作出了精彩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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