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子》混合了兩種敘事風格，也可說展示出從一種藝術風格到另一種風格的轉移。它是從現實到超現實：對白和情景是寫實的，舞台設置卻是超現實。點睛之是那個可化為多種事物的道具木箱，貫串了每一場戲，引領觀眾至結局的噩夢／冥界場景，表達現實人生中的超現實荒誕。「香港話劇團」有意創新，但在演出中才能看到，有異於宣傳品上劇情簡介予人的傳統家庭通俗劇印象，效果不錯，可更放膽。
故事以「三兄弟如何處理母親的遺產」為出發點，牽涉到親情與金錢的衝突，而三兄弟各自的伴侶亦有插手干預，開宗明義是以爭產為題材的家庭通俗劇。然而編劇和導演同時亦對這主題予以反身性的解構，並對爭產劇的陳腐公式有所反諷。本文嘗試圍繞著木箱這道具來集中討論。
那木箱子在開場前便已置於台中，是一個棺材。但甫開場三個主角抬著木箱的方式便已經脫離了寫實：他們歪歪斜斜地抬著「棺材」討論一千萬遺產不能平分的難題，一邊繞著那木頭轉；老二最後更脫手離開，更差點沒把「棺材」掉在地上，這便給以為他們在扶靈的人開了一個玩笑。那木箱的象徵隨著情節而變化，代表亡母的棺材霎時變作收著財產的藏寶箱。《三子》的戲劇性不在於數學題，因為他們要錙銖必較的其不是錢，而是債——不是財債，而是情債。有一幕，大哥試圖跟二哥私下協議分產的安排，大哥背起大木箱，從台的一角吃力地搬到另一角，並將之立起來，象徵了長子在雙親俱逝之後按傳統負起一家之主的重擔。他們的亡父是個失敗的典型，好賭欠債，使三子在單親家庭中長大。母親生前教他們理財，養育他們至成家立業，似乎是個「含辛茹苦」的典型好媽媽，但其實也留下了情感的債務，讓三兄弟心有芥蒂。大木箱是空的，是個空洞能指；但與其說各種象徵意義都能裝進去，不如說諸位角色的各種情感、期望、執著都圍繞著箱子而糾纏縛結，難分難解。
處理這種債務的方法不是放下而是分解，所以導演逐步拆開那箱子。立起來的木箱像神主牌，逝者彷猶在場，仍然影響著生者。最後三兄弟把冥鈔像溪錢般撒開，把本來的「棺材蓋」拆去，剩下一個門框，配合這場戲的詭異燈光和佈景，就像一個鬼門關。冥鈔是幾乎用盡遺產買來的（零錢用來買光酥餅分來吃），做法荒誕，卻贖回兄弟復和。大木箱作為寫實與超現實之間的轉化媒介，心思巧妙，是這劇點睛之處。
雖然《三子》有對通俗家庭劇解構的試驗，仍有囿於刻板印象之處，尤以女性角色的處理為甚。大嫂和三嫂的功能之一是為大哥和三弟各自因為遺產而生的思慮增加；其次就是針對「外人」，即二哥的上海女友兼生意伙伴，以「莫家媳婦」的身份撕破臉皮地排拒，先口角後動武。筆者認為《三子》在女性和上海人的設計上有點角色定型，削弱了其創新性。為了男人的「面子」，女人就要作「裡子」扮「醜人」。有趣的是，「潑婦打架」這場戲，導演讓她們再三重複同樣的台詞與動作；這時候撒溪錢的三子出場，提示了三女混戰這場戲的儀式性，使其接近電視通俗劇之刻板陳套感轉為自我反諷。但三女始終是功能性的，為三子復和而作過渡。三女退場，三子在海量溪錢的包圍下舞動，仿如地獄狂歡，點出爭產之虛幻。最後他們圍著「棺材」擘餅分吃，構圖和諧，像達文西的《最後晩餐》，以超現實的形式解決現實的問題。
這看似完滿的結局，其實仍有含糊之處。超現實的處理手法帶有夢的特質，既可意指諸般煩惱之虛幻，亦可說避過了真實的難題。家事最難過之處是否這樣便可釋然？女人為何缺席於最後的「和諧家庭」景象？抑或「和諧家庭」也是一個幻象，需把女性暫時排拒？大嫂和大哥曾經就夫家/外家、你家／我家之別有所爭論，大概也是兄弟分餅之後尚待解決的難題。
（原載於《*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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