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終於看到鄭國偉的《最後作孽》了，總的感覺是非常可惜。
我說可惜，是因為這個戲呈現了一個邪惡資產階級少年，並嘗試通過他的富豪父母的離婚談判來解釋這「魔鬼化身」形成的家庭基礎，然而在整個戲的主體部分，這少年卻被置放在暗場，並非在情節中，以至最後他要父母分身家的重大情節，欠缺了內在信服力。
《最後晚餐》對位
我想，也許這涉及創作過程鄭國偉想整合不同題材而演化成現在的結構。或許是因為《最後晚餐》的成功，就萌生了寫一個結構對位劇本，於是貧賤母子自殺前的對話換成了富豪夫妻離婚前的談判，最後現身的專權父親，換了兩夫婦的邪惡兒子。
在《最後晚餐》，父親雖然最後才出場，但他的陰影一直存在，影響著在場的兩母子，是一種缺席的存在（absent presence）；但在《最後作孽》中，兒子的角色在戲劇主要部分是消失的，他的戲劇缺席（dramatic absence），是整個戲劇力單薄的主要原因。
戲劇行動
整個戲似乎想讓觀眾在前段看到一個炸彈，而在最後一場爆炸，但是，在戲劇推進過程，這個炸彈消失了，以至最後的爆發，是作為劇場效果，而非源自戲劇的必然性（dramatic necessity）。
薛先生（高翰文）、薛太太（余安安）演一對由貧變富的中年人，離婚談判，或許最初甚至有二人吃一個最後晚餐的設計。兩位資產階級夫婦不留情面的互相嘲笑、漫罵，夾雜為爭取利益而憶當年的奮鬥，對白尖酸刻薄，是人性赤裸裸的呈現，有即時的劇場效果。但是，因為二人主要為自己利益，基本上毋須涉及第三者，所以兒子的存在是外在的。
功能上，邪惡少年薛公子（凌文龍）是主題的載體，他是資產階級的血脈。在現在的敘事結構中，他是作為框架（frame）而存在：開場以態度暴力控制補習老師（張紫琪），結尾以實質暴力妄顧人倫甚至人命。
邪惡少年
藝評人鄧正健在場刊中有文章，指出《最後作孽》旨在呈現「少年法西斯」育成的原由。存在決定意識，在重利益輕倫理家庭長大的資產階級少年，以錢解決他一切問題，這樣的生存方式又形成了他不可一世的專橫。他以為自己可以呼風喚雨，擺弄所有人，包括補習老師、父母。這或者是心理需要，不過這正正是非人性殘忍犯罪行為的溫床。
這一點是有時代關聯的，在中國大陸，高幹子女、官二代、富二代不單形成了一個既得利益社會階層，甚至已經造成了龐大的社會問題。不過，這個戲沒有向這方面點染。
於是，在戲劇內涵與題旨外延上，《最後作孽》的視野大有發展空間。例如，現在補習老師最後沒有出場，這角色的性格被謀殺了，只剩下簡單的暗場情節功能。一個普通人家女孩被少年迷姦，這關連題旨，很值得發揮。結尾少年以一槍在暗場解決問題，兩夫婦沒有再上場，兒子若無其事地離去，並暗示他正要去販毒。這處理可說是想像力的貧乏。
殘酷與真實
過去有不少文藝作品亦涉及青少年罪犯、童黨，甚至兒童軍人。今年巴西奧運開幕禮導演費蘭度美拿里斯（Fernando Meirelles）的電影處女作，《無主之城》（City of God），大量兒童在惡劣環境之中簡單的被殺害與殺人的行為，極盡了我們悲憫的臨界。我們連感覺也喪失了。
《無主之城》的震撼在於其呈現的真實，這方面《最後作孽》是欠缺的。對白來來回回，人物的性格與現場行為，都被編劇處理對白的方式束縛，由開場至結束，愈來愈嚴重。兒子拿槍出來，指向父親，這一筆本來很重要，但在場的三個人，被槍威脅的、威脅父母的，都沒有當下的恐懼感、威權感。
殘酷想像，無論風格，都建基在真實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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