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同於五月舉行的澳門藝術節與「法國五月」聯辦了由Jérôme Bel及Theater HORA製作的《Disabled Theater》。法國著名編舞家Jérôme Bel藉作品分析舞蹈與藝術的「再現」。自1993年成立瑞士Theater HORA致力促進學習障礙人士藝術發展。兩者的合作對表演者主題、再現及傷健人士等問題進行詰問。此作的門票於公開發售不久後已售罄，其受歡程度實在是孤陋寡聞的筆者始料未及。

 

《Disabled Theater》的場景設定簡單，十一張椅子圍成半拱形面向觀眾，中間有時放有咪高峰，舞台右方長桌坐著字幕員與傳譯員。因Jérôme Bel說法語而不通瑞士德語，傳譯員將其指示傳譯予Theater HORA的表演者。而在表演期間，傳譯員會先向觀眾以英語傳譯Bel的指示，後為表演者傳譯。同時，字幕員控制於舞台後方以中葡兩語翻譯的指示投映。

 

《Disabled Theater》分為六部分：（一）靜觀 x 11；（二）自我介紹 x 11；（三）自己的障礙 x 11；（四）選上的獨舞 x 7；（五）意見 x 11及（六）落選的獨舞 x 4。結構與任務看似簡單，卻環環相扣、發人深省。

 

十一位演員逐一從幕後走到台中間，各有一分鐘時間讓觀眾凝視，然後走回幕後。在重覆十一遍的站立裡各個演員以不同的站姿與態度度過那一分鐘（或其實不足一分鐘）。有些單純站著地等待，有些煞有介事地看著腕上的手錶地準確數算。一分鐘雖短，但這卻是一個鮮有的時刻讓筆者及觀眾如此凝視傷健人士。日常生活裡，凝視與別不同的傷健人士被視為不禮貌。重複著的一分鐘，一個又一個人立於眼前，從開始時打量著他／她不同的外表，慢慢發覺他／她其實與常人無異，到最後更不斷想著十一人當中會否有「普通人」混淆觀眾視線。簡單的看與被看的設定，將筆者日常的「標籤」重置。

 

 

翻看場刊的介紹，當中提及Bel的兩個前作：《Veronique Doisneau》（2004）及《Pichet Klunchun and Myself》（2006）。從網上找到的節錄片段來看，發現兩作與此作同樣包含了舞者的自我介紹。筆者本來不以為然，以為只是若干分鐘的自我介紹。不過，這次《Disabled Theater》的眾演員逐一從幕後來到咪高峰前，講述自己的姓名、年齡及專業，然後坐到後面的座位上。十一段自我介紹，十一人都以Schauspieler/in（演員）自稱。本應為他們能以「演員」這身份自居，能藉著站在舞台上找到自身的價值與認同而替他們感到高興，但筆者於當下卻極其困惑，有感「演員」的身份反而像古希臘劇場的一張面具，把他們的身份和故事蓋上。宣稱自己是「演員」，是指於舞台上發生的一切也只是演出來而非真實的意思嗎？雖然翻查劇團資料，好一部分演員均加入劇團多年，但他們在當上演員之前，又會是以甚麼身份立於社會呢？對比剛才提到兩個前作的自我介紹，《Disabled Theater》不但沒有讓我更了解表演者，反而感到疏離。

 

及後，傳譯又指示十一人輪流走到咪高峰前，一個接一個講述自己的障礙，當中包括：學習障礙、社交障礙、唐氏綜合症等。他們有些直接了當說不知道，有些則不流利地道出障礙名目。這些也切合筆者以至一般人對他們的想像。不過，有些演員卻能詳細說明自己的狀況及面對的方法，甚至將該障礙的起源及各種說法也能清楚闡述。這樣清晰理智的說明，又叫筆者若有所思。這是眼前人的自述嗎？抑或是久經綵排、重覆的台詞？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是筆者對傷健人士的定型，認為他們一定要帶著口吃地說話。筆者亦不能否認這個可能，但在Bel的設定與清晰的命題（再現）下，好像預先在觀眾與演員真實的自我間築了一道磨砂玻璃牆。

 

一輪的靜立、兩輪的言說後，不再是十一人輪流完成被指派的任務，而是Bel預先選了「最好」的七人各自表演他們自選音樂及編排的舞段。這部分應是使不少觀眾熱烈拍掌的原因。近年本港亦不乏舞蹈或其他表演邀請一些唐氏綜合症人士參與演出，然後藉而論述他們也有表演的能力及長處。無疑，被選的七人投入地表演自己的選段。他們的動作雖不如專業舞者靈巧，但還是極具節奏感及能充份表達他們內心的情感。記性差的演員不用任何筆記也能把他的舞段流暢地完成。從這七個舞段可見演員的自信，觀看他們表演時亦不再在意他們是否有各種的障礙。正如Bel在訪問提到，他們雖然不善辭令，但他們的舞蹈卻揭示他們的真實及與世界的關係。

 

七個舞段過後，眾人又再輪著說參與這次製作的感受。好一些演員也說這次是很好的體驗，可表現自己云云，但也有演員認為這不是一個表演，反而更像一個甄試（audition）。另外有些演員則分享了他們家人觀後的觀感，包括：演出如鬧劇（freakshow）或馬戲團裡的動物一樣。分享後，Bel讓之前沒被選上的四位演員也表演自己的舞段，以結束這次的演出。

 

Bel於訪問時提到這次作品結構簡單且透明度高，沒有隱藏了甚麼，觀眾看到的也是作品創作過程的模樣，那便不會被指是在操控。然而從作品最後部分的意見，無論是甄試，抑或是馬戲團裡的動物，都意味著舞台上的十一人都處於權力關係的下方，被人考核、操縱。為了增加透明度，將傳譯員並置在舞台上，指示著演員完成各個任務是否必要呢？對比畫外音，同場的指示不見得會削弱操縱的意味。經過多番排練，演員或許已清楚每一環節做甚麼，毋須別人的指示提點。而且，既然有字幕員將傳譯員的英語翻譯，何不直接將英語收入字幕呢？再者即使演員需要指令提示，卻不見得觀眾亦有需要知道指令。這會否反而是刻意操縱觀者的期望呢？

 

除了操縱的問題，Bel在同一個訪問亦透露他多年來在找表演者的在場 （presence）。而他終於在Theater HORA的一眾演員身上找到。不過，舞台上的演員真的是當下表現（present）他們自己，而不是再現（re-present）嗎？

 

演員Julia Häusermann是開首被選上的七人，她選了Michael Jackson的 《They Don’t Care About Us》作為舞蹈配樂，但後來在分享環節卻指出自己是Justin Bieber的粉絲。為甚麼Häusermann沒有選用Justin Bieber的音樂呢？這令海外某評論質疑演員的舞蹈選段是否真的由他們自己選擇音樂？假若Bel真的設定了一眾演員的舞蹈音樂，那麼整個作品內容上的真偽就變得更為模糊。筆者認為若然Häusermann在排了舞蹈選段才成為Justin Bieber的粉絲，也還能說得過去。不論是Michael Jackson、Justin Bieber，或是之後補跳的Matthias Brücker用PSY的《Gangnam Style》，都是一些流行音樂。而Brücker所跳的更基本上是挪用了原本音樂錄像裡的動作。

 

 

柏拉圖認為影像都是模仿再現，都不是真的，所以他再將藝術的地位放得很低。假如Theater HORA的演員們都藉著模仿來學習、排練。Brücker及其他人對流行文化的模仿，應該算作表現自我，抑或是再現排練的過程呢？再者，《Disabled Theater》自2012年首演後，已在世界各地巡演超過五十場。不斷的重複，一次又一次的「再現」，演員的「表現」又到底還剩下多少的「真」呢？

 

《Disable Theater》

演出團體：傑羅姆‧貝爾（法國）與霍拉舞蹈團（瑞士）

評論場次：2016年5月15日，下午3時

地點：澳門舊法院大樓二樓

 

作者簡介：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願以字為舞影留痕，望借文讓思緒飄揚。為2009和2011年IATC與香港舞蹈聯盟合辦的「舞蹈賞析及評論寫作計劃」學員之一。文章曾刊於《舞蹈手扎》、《信報》、《文匯報》及《城市文藝》。

 

照片提供：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