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賴閃芳
今年四月在新加坡舉行，為其兩天的「Asian Dramaturgs’ Network Inaugural Symposium 2016」，為首個匯集亞洲區劇場構作的論壇，今年的主題是「Mapping Out, In and About: Dramaturgical Thinking and Practice in Asia」。講者以東南亞的劇場構作為主，亦有來自日本、中國及澳洲的學者。劇場構作（Dramaturgy）這理論及作為職位（Dramaturg），近年在亞洲發展迅速，相信受著當代歐洲劇場作品席捲全球所影響。他們的作品不單形式突破，其主題既廣且深，往往能道出當代社會問題，有賴劇場構作在創作過程的發揮。可是劇場構作這舶來品，在理論的推廣（dramaturgy）及團隊職能分工（dramaturg）上，如何在亞洲地區落戶生根？在亞洲的語境下，有否轉變？能總結出一種屬於亞洲模式嗎？
從翻譯上看各國對劇場構作的理解
論壇一開始就以中國、日本及印尼三地如何翻譯Dramaturgy開始，帶出劇場構作在不同社會及語言脈絡下的轉變。日本翻譯為Doramatsurugī ，先於九十年代在社會學理論出現。一直處於理論層面，對學術界例如劇場研究（Theatre Studies）和能劇研究等並不陌生；但作為職位在創作團隊裡則較少。而印尼當代舞蹈界，Dramaturg／Dramaturgy仍然陌生。但雅加達藝術委員會的Choreolab 裡，有個職位與此十分相似的，為Pendemping，意指藝術家的同伴；或更堪玩味的Pengganggu，意思為擾亂者。他們均會參與編舞家的創作過程。香港則與內地情況較近似，Dramaturg 常被翻譯成「戲劇顧問」、「戲劇文學指導」或「戲劇策劃」；多側重其顧問的角色，與團隊及創作過程較疏離及被動。忽略了這職位在整個創作中所擔演藝術家的同行者、提問者及作為鏡子等主動的面向；劇場構作理論應用的層面仍處於發展階段。
劇場構作的亞洲景觀
六個座談小組，差不多十位劇場構作分享了在地實踐。不單作品形式、內容及風格多樣化；由藝術教育、劇團營運、藝術節策展至作品生產及觀眾拓展與教育這一龐大而複雜的網絡裡，各國劇場構作在藝術生態所處的位置亦迥然不同。以下為幾個深刻的例子：
Esplanade作為表演藝術製作機構，有系統地為每個主辦的舞蹈作品配對一位劇場構作協助編舞。新加玻的Lim How Ngean亦因此與編舞家Pichet Klunchun 合作了 《黑與白》（Black and White，2011) 。Lim 視自己為藝術家最具批判性的觀眾，通過提問去釐清創作意念。這配對由Esplanade主導，他沒有詳細說明表演場地 、藝術家與劇場構作三者之間的關係；但無可否認，此舉對推動劇場構作於當代舞的應用功不可沒。
另一位日本講者Nanako Nakajima亦是舞蹈劇場構作。她分享了與紐約舞者Koosil-ja 創作的mech[a]OUTPUT，作品混合了能劇、影像與舞蹈的元素。Nakajima為舞者提供前期的日本傳統舞蹈訓練及研究資料； 後期則著眼於舞者在應用此技巧時，有否違背傳統藝術的宗旨。她定位自己為傳統技藝的「翻譯者」，幫助舞者發掘屬於自己的舞蹈語言，讓傳統與當代舞得以結合。劇場構作在日益頻繁的跨國與跨界合作下，作為文化翻譯者的角色將會越來越重要。
來自印度的Sankar Venkateswaran為「基拉拉國際戲劇節」藝術總監（International Theatre Festival of Kerala)，本身亦是位劇場構作。2016年以「身體的政治」為主題搜羅了近二十個節目，以回應印度近年的強姦案，突顯身體作為階級、政權及歷史的戰場。「於我而言，整個藝術節就如一套有七幕二十場的大戲，我希望通過這七天二十個演出，重新發掘身體、政治及身體的政治的多重解讀。」（註1）劇場構作定立主題，置藝術節於當代的社會現況之中，亦由觀眾的觀看經驗主導策展；在香港，此形式或較常見於視覺藝術展覽。
《兩面之間，與死共生》（Both Sides, Now: Living with Dying, 2014) 由馬來西亞學者Charlene Rajendran擔任劇場構作，由新加坡導演郭慶亮帶領團隊創作。內容由論壇劇場、展覽及裝置藝術等組成，透過作品提高社群、政府及民間組織之間有關死亡的討論。如多焦鏡（multifocal lens）一般的作品，團隊難免有迷失的時候，Rajendra過程中不斷提出質疑並適時作出提醒：這個作品的成功建基於能否創造一個平台讓持份者去參與。當藝術家微觀地投入創作時，劇場構作應以宏觀的視角為作品訂出合宜框架，並敢於提出相左意見。
亞洲模式？
發展至今，究竟劇場構作有否一個亞洲模式？這問題引申出一連串有關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及後殖民（postcolonial）的討論。亞洲區近年紛紛引入劇場構作這概念，邀請外國講者進行工作坊，甚至進行跨國合作；國內的菁英紛紛到國外進行深造。這種生硬直接的應用，是否延續了西方的帝國文化霸權？全球一體化下難道我們可以完全拒之於門外？強調所謂「亞洲」模式的劇場構作，這種本質化（essentilize）的討論，有否過分簡化了劇場構作在各國的發展與轉變？因這種統一的「亞洲」想像本身已經是西方發明的產物（western invention)。與會學者因而提出以一種後殖民視角（postcolonial perspective）去看當代劇場構作的在地發展，打破二元化西方／東方、進口／出口及全球／地區的討論，但當下並沒有詳述。
回答這問題，我認為劇場構作本身的功能就是連結藝術作品在特定時間、空間、歷史與社會脈絡為目標；作品的劇場構作並不能抽空其背景去創造，因此每個作品都是獨特的。的確，在論壇分享過的亞洲例子主要是舞蹈及當代表演藝術（contemporary performance），亦難以歸類為一；香港劇場構作的應用甚至以文本為主。我們或許要反思：找尋一個統一、「百搭」的劇場構作其實正正違反了劇場構作本身。
劇場構作的理論實踐及作為職位看似難以捉摸，本質多變甚至無法界定。會上眾劇場構作不單贊同，還拍手叫好！何解？劇場構作有何用？作為藝術家怎樣與之合作？下篇再談。
參考資料
作者簡介：賴閃芳，畢業於英國艾賽特大學舞台實踐藝術碩士，主修導演及演員訓練；香港中文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研究學士畢業，於香港在學其間曾往德國弗萊堡大學及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交流；碩士畢業後於歐洲從事戲劇創作及表演。現為「一條褲製作」應用戲劇及戲劇文學主任。
照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