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褲製作」的《Gweilo》是劇團「流徙三部曲」的最終章（其餘兩部包括「流徙之女」和「黃面佬」），由芬蘭及法國籍演員孫麥凱（Micah Sandt）擔綱主演的獨腳戲，改編自 Martin Booth 的同名自傳。孫氏飾演 Martin Booth，在病榻上娓娓道來自己的童年回憶。以下評析按劇團為華文戲劇節呈獻的第二場演出。
從自傳到舞台劇
本次表演場地是上環文娛中心香港話劇團黑盒劇場，場景道具以幾何形狀組成的簡單桌椅為主，設計尚稱簡約。自傳文學改編成舞台劇，乍看之下採用獨腳戲為表現形式，由主角說故事，似乎順理成章。但劇中 Martin 的回憶都是意識流，表演框架是他於彌留之際在病榻上訴說往事。該場景既凸顯香港是他內心最渴望重溫的未竟之夢，也處處表現主角影影綽綽之敘事。表演道具不算多，畫面大多由 Martin 和觀眾的想像構成。每次孫麥凱轉換角色，舞台其餘部分留白，任觀眾想像。在開首和結尾的病榻場景，蒸籠和茶杯竟能脫穎而出置身舞台之上，儼然成為鄉愁的符號。雖說劇場藝術表演固然只是再現，但如此刻意地表現敘述之不可信，加上敘事者只一人，整場表演就成了他唯心論式的回眸。
從導演胡海輝的訪問可見，他注意到改編自傳和虛構小說大異其趣，也看到兩者差異中的挑戰。自傳和虛構小說並非真假的二元對立，更大差異在於前者聲音一元，本於主角情感和印象，後者則往往眾聲喧嘩。因此，至少在這樣的脈絡中，掌握流徙者為何以香港為家，比香港本身更為重要。「Diaspora」一詞，沿希臘字根溯源，意謂離散。 因此論者（尤其早期）多聚焦流散人口的本源（在《Gweilo》的脈絡下也就是 Martin 和英國的關係）。胡氏雖然把 Diaspora 翻譯成「流徙」，減弱了「散」的意味，但吾人仍得宏觀地以殖民或後殖民時期的角度切入，使得 Martin 的例子不至於成為特例。
誰的香港？
「一條褲製作」為《Gweilo》炮製了兩段宣傳片，比較一般洋人和主角眼中的香港。而 Martin 走進九龍城寨、妓院和鴉片館，所看到的是政府不願提起，也是「鬼佬」印象中不存在的香港。「華洋共處」如今已略顯粗淺落伍，因為不論香港華人還是洋人，其身分認同在各自的集合中都不盡相同。然而在殖民脈絡下，兩者仍有較清晰的分界。
Martin 走進九龍城寨，為黑社會、性工作者和鴉片館感到驚訝。迥異於其父 Ken，這些第一身的體驗，都是家的開始，因為對於家的愛，總是建基於親身了解，而非一般「鬼佬觀香港」，因地位權力不同而造成扁平視野。與此對照的，也許是九龍皇后（Queen of Kowloon）和顯然精神出現偏差、來自美國的二戰敗兵 Nakasaki Jim。以前者為例，她行為異常，衣衫襤褸，錯把 Martin 當成至愛 Alexis，從店舖偷東西。包括 Martin 在內的小孩向她丟石頭，她捉住 Martin，卻又未加傷害，慈愛地撫摸 Martin 臉頰，表現人性一面。可是她始終活在社會邊緣。因此，他對九龍皇后移情，在身分政治的角度上，倒又彰顯其身分並非直接從英國一躍而就地認同香港；當中也有對移居他國，試圖與香港匯流卻又遭排斥的身分之憐憫。
近年香港本土思潮崛起，身分認同的問題日趨迫切。《Gweilo》呈現懷舊的力量——生命的最後時刻，他最大的心願是返璞歸真（authenticity）。這種對家的認同，是從擺脫薩伊德所描述之東方主義開始，即以西方視野觀察東方，並彰顯己身優越。親身經歷並不代表回憶恆古常新，因為隨時間推移和經驗累積，主觀感受能建構虛幻的真實。Martin 沈溺於他童年的香港，無法超越一時一地。《Gweilo》對觀眾的意義，不在純粹懷舊，更在於拉近我們感受城市多元的文化紋理，並叩問我們因何而愛。
語言混雜 展現香港特式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認為，語言是呈現自身存在的重要形式，因此語言是存在的家。他所指的語言，固然不限於如中文和英文般籠統的劃分，但顯然包括這種語系分野。「存在」寄放了人的思想的體驗。《Gweilo》以英文開始，以廣東話結束，其間中英夾雜，演員也展現駕馭兩種語言的能力。但非母語也許總不及母語流利，由於現場配有字幕，觀眾對照字幕時，也不難發現孫氏說廣東話偶有舌頭打結和表達不順。這些非但未為表演造成窒礙，反而難能可貴，充分表現主角的雙重身分認同及其興合。像 Martin 的母親起初厭惡香港，對啟德機場和嘈吵的環境惴惴不安，後來卻隨孩子說起簡單的廣東話。殖民時代英人居住香港，地位崇高，吃的是他們在家鄉吃不到的半島酒店的下午茶，而語言轉換乃是融入當地社群和文化的重要表徵。
英文和廣東話都是香港的官方語言，不管是混雜的文化，還是血統，都是核心價值。這土壤正好培養了《Gweilo》，也使 Martin 安然地以此為家。此劇入圍華文戲劇節的暖節作品，實在意味深長。它拓闊了我們對華文的想像：誰是華人？是由膚色、身處的地點，還是要獲得國家的認同所定義？華文戲劇之判準為何？是語言、問題意識，還是種族和地域界限？這些問題就如 Martin 的故鄉糾結般，難以教條式定義，但也許這混沌所折射的，正是流徙之人以及香港的位置。
（原載於《*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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