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邀請了協會的副秘書長柯廸維．薩尤（Octavian Saiu）來港，主持深度研究貝克特及尤奧斯高的工作坊，並進行了兩場有關東歐劇場的公開講座，擴闊本地劇場工作者的視野。

以「年輕有為」來形容原籍羅馬尼亞的薩尤絕不為過。2004年，年僅二十六歲的他已被當時錫比烏國際戲劇節（Sibiu International Theatre Festival）的藝術總監委任為學術研討會主席，至今超過十年。他擁有雙博士學位，在一年當中，有一半時間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教學，其餘時間便在紐西蘭及日本教學；除策劃錫比烏國際戲劇節的學術研討會，2014年開始又擔任莎士比亞國際研討會主席，也是「尤奧斯高－貝克特」研究中心主任，是個典型的國際戲劇學者。

他思考敏捷，反應迅速，充滿能量與活力。他嗜甜，愛辣，當眾人都在點午餐的時候，他卻點了冰淇淋及芝士蛋糕。一如他對戲劇評論的態度，不按常規，充滿想像、動力與可能性。他認為評論人在社會中的角色應該更加寬廣。

他肯定學術研究背景對深度評論的助益，而評論的行為（act of criticism）在當代劇場的定義已超越演出評論及分析，更可以是大學講座及研討，因為當中包含學生出席及討論論文等，這些經驗跟撰寫評論無異，只要過程中針對討論有關劇場的題旨。「評論的重新定義也意味著在新的發表形式當中，秉承批判精神及判斷。」現今媒體的平台及形式一直在變，他認為評論也要包含這些新形式，並在當中繼續發揮批判思考。

「我們對劇評的理解及焦點應該轉變，因為實際上發表的空間愈來愈窄，而在廣義的學術層面上，要豐富劇場的討論及議題，必須透過增加新的發表形式，例如部落格、網上討論區、會議、座談、與藝術家會面等，這些不同的經驗其實都彰顯了評論，我認為這些都應該包含在當代戲劇評論的定義之中。」他自己便透過主持錫比烏國際戲劇節的研討會、與導演們深入切實地討論他們的作品，進行更廣義的評論。他認為這些工作能引起大眾對劇場這種藝術形式的興趣，同時促進劇場討論，即評論的核心，更在不同範疇的觀眾、藝術家與劇場作品之間建立關係。所以他深信，藝術節期間在現場觀眾面前舉辦一次成功的研討會，跟撰寫一篇評論文章，在戲劇評論的工作以及對一個作品而言，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及價值。

薩尤經常遊走世界各地工作，他坦言這些國際經驗影響著他對戲劇評論的觀點。「戲劇評論一般都是很本地的經驗。我們傾向想像自己是全球知識分子，因為我們經常出席各地的藝術節，但事實上，我們仍無可避免地緊扣自己所屬地區的戲劇社群。」早於十年前，薩尤已很少撰寫劇評，除因工作繁忙之外，他自感並不跟某一社群有特別的聯繫，即使是他的家鄉羅馬尼亞，他自覺較難掌握一套合適的評論方向，不過他認為劇評也可承載超越本地的國際意義。

薩尤成長於羅馬尼亞變革的年代。他回憶說在共產政權下，現場演出成為了羅馬尼亞人逃避的地方，受壓迫或生活艱難的人都會到劇場去，體驗一種自由，一種逃避，一種集體同在的感覺，因為在現實社會中沒可能體驗得到。雖然現今的劇場已失去這個作用，因為已沒有這個需要，但劇場對羅馬尼亞人來說，仍然存有這種深層的意義，劇場不單是娛樂，是一種社會美學及人性的體驗，這些都歸因於艱苦的歲月，類似的情況很少在其他國家發生。

當然，在那個時代，創作審查非常嚴重，部分甚至演變成悲劇，也有被禁的劇目。但跟許多極權統治的社會一樣，劇場創作人都會爭取他們回應隱喻社會現況的空間，也因此羅馬尼亞以至東歐劇場的詞彙，在東歐劇變之前，包含了大量政治隱喻，語帶相關，那怕是一句台詞的停頓，演員的一個動作，都蘊含政治訊息，亦是創作人面對審查而不直接對抗的方法。

薩尤指1989年東歐劇變後，人們發現了新的自由，對所有不同形式的劇場都有強烈興趣，但也同樣對劇場失去興趣，因為街頭及新媒體的景象更加吸引。而戲劇評論也提供了跟政治不一樣的價值判斷，一種充滿理據的聲音。

他指東歐劇場的其中一個歴史特點，是由國家政府資助，相對於西方商業劇場而言，他們不受票房壓力影響，於是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藝術創作自由，也讓劇場創作人有一定的信心從事藝術探索及實驗，也有更多空間蘊釀、掙扎，發掘新的可能性。所以東歐劇場在某程度上仍沿用舊制度運作，同時擁抱新事物新劇場形式的刺激，這個矛盾也解釋了東歐劇場（包括羅馬尼亞劇場）的多元化及藝術質素，全球也鮮有像東歐地區這樣持久重要的劇場運動。

「東歐劇場一直保留著一種美學，是支持與對抗現實主義之間的矛盾，幾乎所有在東歐劇場發生的現象，都可以用這兩項概括，但卻很難指出一種屬於東歐劇場的趨勢，因為每一位東歐導演都代表著一種趨勢、一種思想及劇場創作的方法，任何概括的言論或歸納都顯得過份簡單或單一化。」他認為孕育東歐劇場的不同學派，已成為個人美學探索的起點，因此才有那麼多不同種類的劇場出現，是多元化的劇場美學。

作為評論人，薩尤認為自己在擔當觀察者的角色。他相信適當的抽離可達至更佳的觀察——不停留在某一地方，不跟某一位藝術家經常來往，不跟隨某一種劇場潮流。「若一個人在一個劇場環境裡投入參與，很難作出客觀判斷…… 我愈來愈覺得評論人應該將藝術家及作品置於一種觀察的視點（perspective），即使我們跟某一位藝術家很相熟，或對某些作品很熟悉，但要真正了解一個作品的價值，在了解它在特定語境下產生的原因之餘，也必須將其置於國際的脈絡去判斷。」

觀察而不深入聯繫，讓他持續與劇場發生具創造力及意義的關係，唯有退一步，才能真正認識劇場，並將之置於國際語境下作出評論。他受香港IATC委約撰寫的劇評Teatr Zar’ s Armine, Sister: Watching as Witnessing and Criticism as Testimony便作出了美好的示範。

他在該篇評論提出，在任何定義上而言，劇場是經驗他者（an experience of otherness)。「劇場是一種娛樂，也是一種美學經驗，還可包含其他許多意義。有很多藝術家嘗試重新定義劇場，給劇場對人類的意義賦與新的詮釋，Teatr ZAR的演出建基於『見證』這命題，在他們的理解中，劇場並不單只是觀看，劇場是見證，見證的意思是能夠將經驗綜合到生命當中，明白他者的存在是一種現實，也是我們自身所要承擔的責任。劇場不一定意味著責任，它是一個經驗，將不同的人置於一個有限的時間及空間，這個經驗並不影響我們集體的日常生活；而Teatr ZAR則嘗試將劇場經驗重新建構，因為有了這個新的他者的領悟，『見證』便成為一種能改變我們跟自我的關係的經驗。見證的意思是，當你進入劇場觀看演出，你便接受劇場是一種接觸及聯繫他者的途徑，是了解及綜合歴史的途徑，也是綜合他者那些外在生活與你的關係的途徑。」

他在這篇評論中便以演出的受害者（victim）為例，指出在劇場裡處理受害者能夠將「見證」這個命題活生生地呈現在觀眾面前，喚起他們的敏感、責任、理性、憐憫、參與、投入。他相信劇場之所以能夠做到，是因為演者與觀者的共存，這也是格洛托夫斯基（Jerzy Grotowski） 經常強調觀眾跟演員的存在同樣重要。他認為Grotowski的訓練並不單只是演員的極度自我消耗，而是希望在觀眾之中產生對等的存在（presence），這個存在是另一種『見證』意義的深入思考。「我真的相信劇場是最後一個機會，在這個殘酷的世界上，聯繫我們，重拾人與人之間的聯繫。」

至於經常遊走國際的他，如何看待自己在地球村的角色？薩尤略帶腼腆說，完全國際跟完全本土同樣危險，他的身份認同除了國際評論人之外，也必須包含一種地方感（a sense of place），因為沒有人可以抽空其國家背景。「我希望被視為一位國際評論人，同時也隨時準備在廣泛的層面上服務羅馬尼亞的劇場運動。」

薩尤掌握了新時代的平台與工具，吸收了跨地域經驗，這場運動相信會更加多元精彩，引發更寬廣的聯繫。

作者介紹：Hong Kong Dramatists藝術總監，文字及劇場實踐者，專注劇本精煉、以及本於文字的跨領域及跨文化創作。現於倫敦Royal Central School of Speech and Drama修讀編劇藝術碩士課程。

攝影：Thomas 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