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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香港的〈論語〉
《論語》，相傳是春秋時代思想家孔子死後，由其門人輯錄而成，共二十篇。書中記錄了孔子與其眾多門人的言行，藉此反映出各人的性格、時局的形勢、孔子的思想，甚至是時代風貌。筆者作為一名教師，在課堂上教授《論語》時，常常忽發奇想：如果有人將香港師生的言行記錄下來，輯錄成書，不知道又會是甚麼光景呢？後人又會如何看待我們這個時代？
本年香港藝術節的新銳舞台系列，推出了一齣全新的戲劇創作：《論語》。鄧智堅先生同時擔任導演及編劇，作品講述原本任教中文的黃Sir因醜聞而退休，朱Sir臨危受命，接任留下來的課後補習班，教導六名即將要面對香港中學文憑試的考生。在論及課程之餘，師生之間討論到中國文化、社會時事以至個人經歷。創作者把師生之間的對話搬上舞台，試圖為香港的教育情況以及時代風貌添上深刻的一筆。
（二）〈侍坐〉章：各言其志
觀看此劇，很難不想起《論語．先進》中的〈侍坐〉章。
〈侍坐〉章是《論語》其一個段落，當中記錄了孔子與四位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及公西華）討論個人抱負的對話，呈現出弟子們不同的性格。這是《論語》中最富文學色彩的篇章，亦曾是高考文學科的必修範文。
劇中，創作者以不同的話題作引子，例如黃Sir退休、忠君思想、佔領事件等，來凸顯出學生不同的性格。一賢為人富正義感，但思慮欠細密；允心好學用功，但過於循規，不懂反思；修端靈活變通，頑皮幽默，卻有點懶惰；向羚喜愛打扮，關心別人，但欠缺主見；有華出身內地，專心學習，閑事不理，沒有立場；寶秀是同性戀者，愛情至上，帶有一點反叛。
其實觀劇之初，筆者覺得當中的角色未免有點類型化。例如允心這類好學生、修端這類貪玩學生，有華這種內地生等，他們的人物設定頗為眼熟，好像在其他作品也出現過。而有華作為一個中六生，在劇中長期穿著一套類似於童軍的制服，在課室與地鐵中遊走，更令人覺得過於矯情，彷彿害怕觀眾忘記他慣於服從的背境。但是當筆者在場刊中看了文海林先生補充有關人物設計的資料後，卻對此有所改觀：
這種如真實存在的人物並非透過抽象化或普遍化等處理所「製造」出來的平面人物，而是基於各種研究與考察，確確實實的在「原型」的基礎上推進，從而創造出更真實的存在及空間。
原來，創作者是經過多場工作坊以及訪問學生，跟據真實人物歸納出原型，從而把人物設計出來的，所以當然少不了予人類型化之感。事實上，在真實世界中，的確有不少這類型的學生。但是筆者認為人物設定的難度在於，人物一方面要具有代表性，讓人有投入感，一方面又要有獨特性，讓人過目不忘。正如在戲劇史上，為愛殉情的角色多不勝數，但是為何觀眾還是對羅密歐與朱麗葉念念不忘呢？因為他們除了擁在一般殉情者的狂熱外，還帶著一種不可取替的獨特性。
但是，當筆者再細心一想，對於一個大約兩個小時的劇作來說，要求台上的每一個人物既具代表性之餘，又要具獨特性，是否又過於苛刻呢？再深入一點去想，其實是否人物有特獨性，才算是一齣好的劇作呢？答案當然不是。其實有一些戲劇的創作動機是為了呈現時代面貌，又或者是向社會及觀眾提出質問，而當中的人物只是呈現的工具，創作者根本志不在此，所以對這些作品要求人物有獨特性，可能就變得緣木求魚。
而對於筆者來說，《論語》正正是這一類的作品。有時為了背後更大的命題，角色的獨特性難免要被犧牲。
（三）〈水的希望〉：關於班房、黑板與水桶的隱喻
劇作中，筆者對當中的三個意象著迷不已。
第一，是班房。劇中大部分的情節都發生在一個破落的班房內，灰色的柱樑，沉重而厚重，不時漏水，儼然一個破落的牢獄，在劇作中，創作者更借朱Sir「你知唔知道喺大陸，班房係擺犯嘅地方」這一句對白，進一步指明這個比喻。
在演出開始時，創作者把歷代考試範文的名字投影至班房內，文字在牆壁上不斷淡出淡入、浮動遊走，與此同時，亦同時播放著以中國樂器演奏的〈綠袖子〉。〈綠袖子〉是一首傳統的英格蘭民謠，相傳是源出於君王戀上一個穿著綠袖子的民間女子的浪漫故事。但是在香港，〈綠袖子〉卻擁有著另一個意涵：考試。因為考試局多年來都是以〈綠袖子〉作為公開考試中聆聽卷目的背景音樂。所以，此情此境，實在令人浮想聯翩，不禁想起歷年來有多少老師及學生把春青托附於考試之上，他們一同在這種人為的制度內追逐、衰老、枯死……
第二，是黑板。有教過書的人都知道，學校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就是黑板只有老師才可以使用，除非得到老師的許可，否則學生不能越池半步。如果要問原因，合理的不概也說不上半個。但是筆者卻認為這是一個極富象徵性的規則。大家可以細心一想，黑板是一個怎麼樣的工具？黑板就是一個書寫知識的工具，傳統的教育模式中，老師把教學內容寫在黑板上，然後學生把重點抄在筆記。所以佔據黑板的使用權即是象徵老師享有獨一的話語權以及知識傳遞的單向性。但是，在劇中，除了老師之外，學生卻可以在班房的任何角落，包括黑板、牆壁、柱樑、甚至地板，用粉筆書寫自己關心的事情，甚至是當下的情緒。這舉動不但暗示出課堂應交回給學生的含意，要我們重新認知學生是一個充分生命力的個體，同時亦帶來一種破壞成規的快感。
第三，是水桶。在序幕中，觀眾便可清晰地聽到滴水聲，其後學生們更用水桶接著天花滴下來的水。甫開始，觀眾也許認為凡此種種只是暗示學校的殘舊。直至第六幕，在最後一堂課中，朱Sir與同學們分享一篇自己很喜歡的文章，這時筆者才發現，水桶與水點原來是作品主題的核心。
朱Sir唸的是呂夢周的〈水的希望〉：「我不管你怎樣的珍貴，我想就使造了一座世界上最精緻的牢獄，也不會有人願意去住的吧！而且把這枝好好的梅花折來做甚麼？在這裡，最多不過做個點綴罷了。而我卻還有許多切實的事情要做呢。誰有閒情來欣賞這可憐的折枝？我一定要出去，一定要出去！」創作者以水點比喻為學生，以水桶比喻為教育制度或者是社會的掣肘，希望學生們可以衝出去，活出自己獨有的人生。但是，筆者認為這種理想主義只有文學世界才可發生，水點能衝破花瓶也只能在文字上實踐。在現實中，學生與老師同樣只是水桶裡的水滴，無論如何掙扎，也只可以泛起半點瞬間即逝的漣漪。
由此可見，劇作之中，種種物件皆蘊含深意，暗示主題，如果以分析文章的用語來說，可以說是情景交融。
（四）〈天問〉：大哉問，但……
〈天問〉，相傳是戰國時代的屈原所作，詩作中向上天提出一百七十多條的質問，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透視出詩人追求真理，不理成規的氣魄。〈論語〉一劇中，筆者認為創作者同樣有質問時代的氣魄，但是問得是否足夠，問得是否深入，卻值得反思。
在場刊的故事梗概中，創作者是這樣提出的：「到底『中文』和『歷史』剩下多少智慧給我們面對當今之世？」這的確是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如果可以弄清這個問題，便可以弄清傳統文化與自己的關係，也可以弄清研習經典的意義，但是劇作中相關的內容情節卻較少。第一場中，創作者借諸葛亮的〈出師表〉來討論甚麼叫「忠」，而討論的內容也只是流於「愚忠」與「盡忠」的層次；在第二場中，又借《論語》一書來討論現代人面對古代思想的態度。但兩幕都只是泛泛而論，無論在份量與深度上都有所不足，乏善足陳。
其實，在這個範疇內有很多地方值得問得更深，例如當「忠」與「義」之間產生矛盾，人們應該如何取捨？餓死首陽山的伯夷叔齊是擇善固執還是食古不化？面對昏庸君主、腐敗政權，我們是否認同孟子「不聞弒君，只聞殺一夫」的想法？身處於社會亂流，我們應該像韓愈一樣「迴狂瀾於既倒」，還是應該像淘潛一樣「歸園田居」？
筆者曾經聽過，每一個劇本都是向世界提出問題，卻沒有回答的義務。但是問也必須問得深入，問得準確，否則便會令人感到搔不到癢處。也許正如助理編劇陳冠而於場刊中所言：「舉步躊躇，但我們至少能夠、應該提問更多。此次寫及的不多，期望日後仍有機會更深入地思考。」而身為觀眾的我們，也十分期待創作者的下一輪追問。
（五）結語：香港的〈出師表〉
最後，還有一點值得補充的是，這齣劇的確很「香港」，也的確十分「中學」。例如劇中的人名便是化用了考評局在中文作文卷中提供的人名，例如有華便是化用了「有容」和「向華」、一賢化用了「一心」與「思賢」，而修端更加是與考評局提供的人名相同。第四場的聆聽錄音，第五與第七場的口語考試題目也是完全擷取於歷年的會考題，所以經歷過公開考試的觀眾也許會產生共嗚。
但是，作為一個教師，產生共嗚的，卻是另一樣東西。當筆者看到原來歷盡挫折、死氣沉沉的學生們突然間活躍起來，竭嘶底理地唱著〈時代〉一曲，不斷唱著「你懂的、你懂的、你懂的」時，不禁一陣揪心。因為，我真的懂的。我知道每一個學生本來都有如火一樣充滿生命力，但是教育制度卻把他們困在密室之內，使他們與空氣隔絕。而身為教師，便在課室內看著面前一團團火相繼熄滅，而且還在自鳴得意。這一點的揪心，是一個共謀者的無力、內疚、無奈……
這令我想起台灣詩人鴻鴻一首叫〈先知的懺悔〉的詩：
像希臘悲劇的先知，我一出場就已目盲
我的言語眾人過耳即忘，
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場戲，演員和觀眾
都會回到生活中，鬆一口氣。
他們工作，旅行，殺戮，帶孩子參觀動物園
並聽口令一起向右轉，把孩子送進柵門。
筆記十六歲初讀〈出師表〉，似懂非懂，直至現在三十多歲，已為人師，才能體會出「臨表涕泣，不知所云」那種複雜情緒。這種情緒，劇中的朱Sir懂的，所有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也會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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