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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不是特別鐘意飲健力士黑啤，但對於愛爾蘭的文化，卻是趨之若鶩，尤其是愛爾蘭的文學：葉芝（W.B. Yeats）、喬伊斯（James Joyce）、貝克特（Samuel Beckett），都是愛爾蘭人，而且分頭推展了現代主義詩歌、小說與戲劇。回頭再想，已故台灣學者吳潛誠的《航向愛爾蘭：葉慈與塞爾特想像》一書，曾經帶來愛爾蘭文學的深度研探，又正如南方朔在〈愛爾蘭文學啟示錄〉一文中說，「台灣的文學研究者，卻對愛爾蘭文學情有獨鍾，或許最重要的原因，乃在於台灣與愛爾蘭之間有著極多的相似性，包括了認同的衝突、創傷的記憶、藝術在社會責任與美學價值間的徘徊等。思考愛爾蘭，未嘗不能為思考台灣的文學提供許多新的線索。」對於香港又何嘗不然？
愛爾蘭音樂方面，搖滾樂隊有U2和The Cranberries，歌手有Van Morrison和Sinéad O'Connor等等，而酋長樂隊（The Chieftains）也是響亮的傳奇名字。
酋長樂隊自1962年在都柏林成立，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歷史，創團成員Paddy Moloney依舊是樂隊的核心，演奏愛爾蘭風笛和六孔哨（Tin Whistle），鼓手Kevin Conneff和長笛手Matt Molloy在七十年代加入，他們三人都在這次香港音樂會中坐陣，同時加入了豎琴及鋼琴手、木結他手、兩個小提琴手、一個女歌手和兩位舞者。這個新人加上舊人的組合，正好代表酋長樂隊固守傳統愛爾蘭音樂，但也嘗試走出去，保持新生的活力，接觸廣大的聽眾層面，而隊中的年輕小提琴手Jon Pilatzke相當突出，他不單拉小提琴，更是踢踏舞（Step Dance）好手，他的弟弟Nathan Pilatzke也在陣中，另一小提琴手Tara Breen，在音樂會末段，突然取出色士風吹奏，令人不禁讃嘆新世代的Multi-talented。
酋長樂隊的音樂特色，當然是以愛爾蘭民歌為基礎，活用五聲音階，技巧不會過於複雜，相當平易近人，他們固然演唱及演奏抒情的作品，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無疑是舞曲，這些作品都節奏明快，直截了當，做到與眾同樂，加上踢踏舞可說順理成章，確實是「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作品方面，酋長樂隊在香港的音樂會中，演唱及演奏了一些愛爾蘭民歌如Mo Ghile Mear（我英勇的愛人）和The Foggy Dew（霧深露重），其實都帶有政治意味和國族色彩，尤其是The Foggy Dew一曲，回應了1916年愛爾蘭的復活節起義（Easter Rising），當年愛爾蘭人追求獨立，趁著英格蘭忙於應付歐戰，佔領都柏林的主要據點，起義雖然失敗，但加深了愛爾蘭人獨立的決心，愛爾蘭詩人葉芝更寫下名作Easter, 1916，以矛盾語法宣告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當日酋長樂隊伴奏的The Foggy Dew，由Alyth McCormack演唱，當然感染力不及Sinéad O'Connor與酋長樂隊合作的出色版本，但其中的政治意味不減。
酋長樂隊在香港的演出，別具親和力，而且願意與香港本土的年輕人交流，例如Full of joy一曲，就加入了大家耳熟能詳的《新春頌獻》，雖然演奏的時節不對，但對話的精神依舊清晣可見，當天更加入兩個二胡演奏者，坐在兩個小提琴手旁邊，恰恰是東西對話，其實早在1985年，酋長樂隊已推出唱片The Chieftains in China，Full of joy正是唱片打頭陣的作品。當日酋長樂隊也跟香港聖安得烈風笛隊和音樂事務處青年合唱團合作，外來與本土相互結合。酋長樂隊也曾跟The Rolling Stones合作，當晚演奏的The Rocky Road To Dublin正是一例，收錄於1995年酋長樂隊推出的唱片The Long Black Veil，這張唱片在當年十分暢銷，甚得好評，也反映了酋長樂隊越界對話的精神。
回想起來，酋長樂隊的音樂反映了愛爾蘭的邊緣特色，面對鄰近相對強大的帝國，樂隊一方面保持一己的傳統文化特色，並加以活化更新，另一方面又向外交流對話，為邊緣文化注入新的空間與各種可能。
（原載於2015年12月《三角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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