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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那殘忍的犁頭一聲響，就叫你家園全遭殃」，然而鼠從來沒有出現，人就取代了鼠的位置，如鼠一樣低賤，從被壓迫中尋找生存的隙縫，在這個虛無的世界中，即便命運總是把人推向破滅，人們還需滿懷夢想地活著，即便現實總是事與願違，人還是得作出自己的抉擇。
寫實的存在主義
劇作家史坦貝克（Steinbeck）向來精於在嚴涼的非人社會中表現人性光輝，以自然主義的寫實設定，表現出存在主義的意義危機。《人鼠之間》設定於三十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人們在城市無以為生，需要由東部到西部，尋覓可以找到生計及容身之所的農場。主角為兩位流浪工人：睿智而不甘平凡的佐治與天生神力而愚鈍憨直的阿細，描寫他們在乏味的工作中努力掙扎，儲錢實現擁有自己土地，養自己的竉物，建造屬於自己農場的美夢。工人追逐夢想是罕見的，他們因而吸引了其他工人一起合作，但總是事與願違，本性善良的阿細卻因不諳世情，多次闖禍，錯手殺死了農場主人兒子的妻子。
如果只純屬意外，這劇就不會成為經典，這結局在劇情之中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劇。背後推動著的除了是命運的支配，更是孤獨感：阿細因心理障礙而尋求肉體的單純連繫——觸摸；佐治希望與阿細相依為命，科里希望身為農場主人兒子能被看得起，他妻子因想與人溝通而與人調情。大家想尋找伙伴互相依靠，卻因難以溝通而互相折磨，不斷重複毫無意義的說話、行為及生活，把每一個人推向極端，相處變成互相擠壓，就如老鼠在狹洞中，為求生存而不得不互相廝殺。最終當科里下格殺令，佐治為免阿細受苦，以最溫柔的方式了結他的同伴：引領他想像著那遠在天邊的家園，在夢想之中長眠。反而，佐治開鎗後離開了農場，完全無所倚靠地，失去了生存的意義，而繼續絕望苛活著。
寫實舞台與布萊希特式表演
虛無主義式的意義失落，因而成為本劇最為顯見的訊息。舞台首先營造出一種無情的氛圍，以禾草、木板、床架等物象為主台，簡約而樸實，再加上遠山及黑雲作景深，以大布幕來表現天色的改變，形成一個寫實感強烈的荒涼佈景。而無論戲服或道具，例如睡墊或手槍都保持實樸，但在這自然主義的設置上，配角群卻以布萊希特的疏離劇場作表演方式。
首先是所有配角作為旁觀者，長期出現在舞台上，他們都以化妝成白面，在沒有戲份時，他們是四散於舞台的失落靈魂，注視著看不到他們的主角們，對所發生的劇情交頭接耳，作出誇張的反應，甚至會遊戲性地以動作仿演角色說出的幻想，強烈向觀眾提示著旁觀者的角色存在，令觀眾不會直接投入人物感情之中，當他們對劇情有所反應時，亦因遊魂的反應而反思自己。主角倆人到農場應徵時，配角四人以一頂帽子交替扮演經理，亦是全劇唯一如此處理的角色，經理只求工作順利，無視工人利益甚至不顧死活，這種沒有特色卻是社會最常見的角色，由四人分段扮演，更突出經理千人一面的面相，甚至能上升成為一種對賤民生活毫不關心，代表著上層社會的身分符號。
中段的戲碼各人都有其主演角色，但演出還是相當強烈地保持疏離主義，例如一眾演員在論及妻子時，女演員陳嘉茵即場披上裙子，就即時進入妻子角色，而她亦有演出狗的角色，當狗被槍手拉入佈景，響出槍聲後，兩位演員又回到靈魂身分，馬上回到舞台評論劇情，如此無論進出角色都完全呈現給觀眾，令觀眾時刻警覺戲劇只是演出，角色只是虛構，不因角色的生死而有直接悲傷，反而在思考劇情及人物關係處境後，才出現深沉悲哀。
劇場的死亡本身十分具戲劇性，但本劇以反戲劇的方式展現：妻子死亡時，阿細以微小而簡單的動作殺死妻子，死後披上白紗，再次成為失落的靈魂；佐治槍殺阿細時並沒有預期中的槍聲，反而無聲地以阿細的慢動作倒地表現，然後刪去小說中的結局，回到群人的形體群舞之中完結。這樣完全把戲劇性減到最低，不直接表現角色的痛苦。這種布萊希特式的表演本來極度抽離情感，但當表演落在荒野氣息的寫實環境，以及演員相當投入的演技中，觀眾卻突然能套入這種氛圍中，亦理智亦感性地參與演出：一方面進入角色困境思考人生抉擇，一方面接受到角色們的孤獨，他們生存的空寂感。
最大的抉擇在於，佐治要殺死阿細保持其尊嚴，還是逃跑到其他地方，再一次尋覓生存的空間？相信佐治了解到現實無處容得下夢想，悲劇的必然，如彭斯（Robert Burns）的詩《寫給小鼠》中「人也罷，鼠也罷，最如意的安排也不免常出意外！只留下痛苦和悲傷，代替了快樂的希望」，而作出他痛苦的抉擇。這是人性中最戲劇亦最現實的境況：在鼠也難以生存的環境下，有人為求生存而變得鼠一般奸險，亦有人變得鼠一般低賤，人就變成鼠的社會。雖然劇本已近半百年前，但在這個總叫人荒謬的社會環境中，深刻的戲劇永不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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