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不就是腳下的土地、眼前的城市嗎？但為甚麼有時候「本土」可以很遙遠，尋找「本土」可以很不容易？

如果說寫作是一種對自我的尋索，那麼，寫作人如何發現他跟一個地方的關係，就必然是其中的重要歷程。對於我——以至很多澳門人——來說，尋索本土的路是迂迴的。

我是澳門人，但在寫作上卻曾經有段長時間跟這個地方關係疏離。從2001年起，我在澳門一份報紙寫電影專欄。由於澳門沒有電影產業，只有零星的獨立製作，因此我的專欄也以外語片及中港台的華語片為主。曾經有四五年時間，我的文字裡面沒有澳門，而我也沒甚麼興趣要討論關於澳門的甚麼。

2005年秋天，我在英國開始了研究所生涯。最初，我鎖定以城市空間為切入點去研究華語電影，於是埋首閱讀城市社會學、後殖民空間、左派空間理論的相關書籍。然而，讀著讀著，我想到的竟然不是我準備研究的楊德昌王家衛，而是澳門——澳門舊區的歐洲式小城結構、不同城區的階級分野、天際線的權力隱喻、殖民時代地標的文化意涵等等。

英國的學校

英國的秋天日照時間越來越短。我常常在學校的圖書館興奮難抑地看書，偶爾掩卷思索關於澳門的種種，直到窗外天色轉暗。在澳門生活了那麼多年，我竟然到了地球的另一端遠距離看澳門，才發現很多我從來沒留意的事物。我當時自問：我為何很少把澳門當作一個嚴肅的問題去思考？

2006年初夏，澳門發生了一次轟動的五一遊行。其時，大型賭場進駐，大量遊客湧來，同時，社會問題叢生，市民怨氣升溫。當時Facebook尚未流行，我很多朋友透過MSN談論遊行，就連平常最不關心時事的朋友都主動傳來新聞圖片，問我知不知發生了「大件事」。過了幾天，寫專欄的澳門朋友紛紛撰文討論遊行，我頓感失落：首先，遠在英國，我不太清楚事情來龍去脈，難以成文，再者，我當時寫的是電影專欄呢。這事給我留下一個問號：我何時有機會好好討論澳門問題？

人生與寫作軌跡的轉變，往往就發生在下一個路口。2007年初，報章副刊改版，編輯邀我寫文化評論，提供一個寬廣得多的舞台：我可以跳出九百字的框框，突然有了三千字的篇幅，更重要的是我終於可以直接寫澳門。於是，我嘗試用我那幾年所學的去探索一些未被談論的澳門議題，例如五一遊行路線的階級隱喻、天際線的權力角力、本土小說的世界性、文化遺產的文化政治等等。事隔多年，從電影到英國繞了一大圈，我的文字才終於跟澳門本土相遇。

有趣的是，這不只是我的個人經歷，而是跟某種本土覺醒有莫大關係。一直以來，澳門又小又無影響力，長期在「中港台」的概念下隱形，在「港澳」的概念中被忽視，被認為「缺乏重要性與代表性」，因此，書寫澳門曾經是無足輕重的。當時，澳門人做論文很少會寫本土題材，很多人根本不覺得澳門題材有學術價值。後來，成為一個稅收超越拉斯維加斯的賭城之後，澳門既是風光，同時也曝露了很多深深淺淺的問題。然後，澳門終於變成了一個「問題」。曾經被認為沒甚麼好討論的澳門，突然成了談論熱點，一種本土覺醒也在社會問題、保育運動、懷舊照片中慢慢浮現。

如是，幾年下來，我寫了好幾萬字關於澳門的文化評論，後來結集成《在世界邊緣遇見澳門》一書，企圖重新認識這個被忽視的邊緣之城。當然，香港跟台灣也有某種政治與歷史上的邊陲性，但起碼這兩個地方的邊陲性是有被說明的。澳門則是邊緣外的邊緣，不只被外間無視，甚至被本地人漠視。

當我的文字接上了本土，近年網上評論平台的興起卻把這些文章帶到澳門以外的地方。兩年前開始，我為台灣香港大陸的好幾個網上平台供稿，某些關於澳門的、或是以澳門視角書寫的文章，竟也意外地得到一些關注（例如某篇談論澳門的城市空間如何被旅遊業粗暴地改變的文章，大概撃中了台灣朋友對旅遊業發展的擔憂，被很多網友傳閱）。原來，澳門問題有它的跨地域性，在這世代，我們都面對資本進出、人口流動、文化混雜等相似情況，而小小的澳門正是集中了這些普世現象。書寫澳門的同時，原來也可以書寫世界。

我的寫作經驗告訴我，本土是奇妙的東西。你以為本土議題一定近在咫尺？不，我們有時要經過一番覺醒才能看見本土。你以為身在本土一定最了解本土？不，我們有時需要地域距離與外來視野（如理論）去觀看本土，才能看得清楚。你又以為書寫本土就是封閉的、排外的？不，本土議題不是狹隘的，它有外延性及流動性格。而本土性與世界性，亦從不是對立的觀念。說到底，對本土的書寫，終極目的就是探索世界。

作者簡介：文化評論人，英國Sussex大學傳媒與文化研究博士，現任教於澳門大學傳播系，《新生代》雜誌總編輯，著有《在世界邊緣遇見澳門》、《電影的一百種表情》等，編有《最後的蔓珠莎華：梅艷芳的演藝人生》。

照片提供：李展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