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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張志偉
Bigki、ARChing和Louis分別在2000年後開始接觸街舞。Bigki和ARChing都是由屋苑的公園開始，和志同道合的街舞愛好者一起邊學邊跳。Louis則是先在網上看到街舞影片，後來和朋友於社區中心上街舞課。Louis跳poping，ARChing玩hip-hop和house，Bigki則喜歡breaking。Rex在香港演藝學院讀音樂劇出身，做了本行一段日子才接觸街舞，和另外三位舞者一樣，對街舞的熱情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為甚麼是街舞？
Rex說：「看舞台表演，觀眾和表演者被台上和台下分隔。看街舞，觀眾和表演者的距離更緊密。」對舞台表演和街舞都有一定認識的Rex，份外感覺到香港社會及藝術政策對街舞舞者的不公平。他舉了個簡單的例子，「為甚麼公公婆婆可以在公園跳健康舞，而我們在公園跳街舞卻被驅趕？」場地管理最常引用的理由是跳街舞的音樂太嘈吵，影響他人。Rex覺得這是一個不合理的理由，因為在晚上十一時前，在不靠近民居的地方，街舞舞者一樣會被驅趕。Bigki說：「現在跳街舞的人，多數都走進大學跳，因為在大學不會被驅趕。」ARChing說，除了在大學，就是在自己的studio跳。無論是走進大學或是studio，同樣是為免遭受驅趕。始終，戶外室內大不同。Louis說：「在studio有鏡牆，大家跳舞就自然會望著自己，減少了和其他舞者的交流。在街上沒有鏡，不會只顧著看自己，而是會留意同伴的動作，互動交流更多。」
街舞可塑性高
Rex任職香港某大主題公園的編舞，每年萬聖節的大型活動，他都會邀請一些街舞舞者參與，請他們扮演那些嚇到大家大叫「哈囉喂」的萬聖節角色。跳poping的Louis就扮過紙紮公仔，Rex說：「街舞的舞蹈技巧配合特定的角色，演出效果非常好。」話雖如此，舞者可會介意要扮鬼扮馬？這一疑問只顯露了筆者不夠豁達，Louis說：「街舞的可塑性其實很高。」
訪問當日才首次見四位舞者，已覺得他們很有自信，但不浮誇。到底這種自信從何來？應該和街舞有關吧。ARChing說：「街舞著重在跳舞瞬間的自我表達，沒有舞台表演那麼在意觀眾。有時有學生跟我說擔心跳不好，我便會告訴問他們：你會不會擔心寫不好自己的名字？我們跳舞就像寫自己的名字一樣。」
打破荷里活電影迷思
街舞在香港街頭不受大眾歡迎，多多少少和固有印象有關，以前大家會將街舞和吸毒、罪案連在一起。沒錯，這是荷里活電影常見的劇情。Bigki說：「其實香港的情況並不是這樣，更多是一班愛跳舞的人，辛苦工作了一天，收工後還堅持聚在一起跳舞。」Louis指出，這刻板印象與香港不少非牟利機構將街舞當作更生活動推廣不無關係，「漸漸很多人會誤以為跳街舞的人就算現在不是壞人，以前也一定犯過事。」可見，街舞與城市空間的關係，並不如戲劇與舞台、畫作和畫廊般，純粹是藝術與空間的關係，還牽涉社會氣氛、大眾成見等變數。
在香港，街舞場地難求。如果有一天可以隨他們喜歡，在香港任選一個地方跳街舞，他們會怎麼選？Bigki會選立法會。ARChing說只要是看到海的地方便好，「在看到海的地方跳舞很舒服。」Louis則選了兩個地點，就是香港文化中心和維園，這兩個地方對香港街舞發展有重要意義。
《狂舞派》效應猶在
有趣的是，成見通過流行文化，往往可一夜間被改變。2013年的港產片《狂舞派》，講述年輕街舞舞者對舞蹈的堅持，叫好叫座，奪得不少電影獎項，亦改變了很多師長父母對街舞的看法，學街舞的人亦多了很多。有份參演《狂舞派》的Bigki說：「《狂舞派》在某大專院校取景，電影上映之前那家院校不歡迎我們在校園跳舞，還張貼了禁止跳舞的告示，電影上映後那些告示不見了，我們亦可以在校園跳舞。」
Rex不諱言，街舞舞者缺乏場地跳舞，其實反映了香港政府對新冒起的流行文化（其實也不新，二十多年前香港已有人跳）的敏感度不足。Bigki說：「台北當局在台北車站的地下街劃出了街舞場地給市民跳舞，中正紀念堂亦有不少舞者自發在那邊跳舞。政府明知很多人跳舞，劃出一些跳舞場地給大家，大家便不會好似無處容身般周圍找地方跳舞，對各方面都好。」Rex四子等人組成一個街舞舞者的組職「香港街舞發展聯盟」，希望在街舞藝術推廣、教育和工作等方面幫助這項藝術在香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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