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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寫我城：評論的十二種未來式」馬拉松般連續十二個講座於一天內完成，出席人士事前互相耳語懷疑自己體力能否勝任，誰不知愈聽愈覺得精彩。各講者從個人本位打開評論的切入角度與關懷面向，又談笑風生遊走於學術理論、評論觀念、個人態度、社會觀察與實踐經驗之間，實是難得的系列講座。
十二位講者有劇場人、資深傳媒人、大學學者、文化評論員、知名作家及音樂人，視覺藝術從業員則缺席。策劃講座想法非以界別劃分，但各講者免不了其處境與視野，他們談及的重點有多少對應到其他藝術界別的生態，又有否碰到個別業界的獨特情境？身為「守尾門」第三場「IF」回應者，我一方面細心聆聽其他文化人觀看事情的方式與態度，又不斷對照視覺藝術圈內近年的現象與事件，深表認同又百感交集。
梳理脈絡與把關
鍾樂偉是研究韓國流行文化的學者，他舉四例比對香港與韓國兩地相似的事情，照妖鏡般把兩地異同與社會荒謬看得清清楚楚。香港「南丫四號」海難與南韓「歲月號事件」情況類近，原來兩地對船隻監管同樣粗疏。新中東呼吸綜合症疑似個案殺入青衣，青衣城旋即變成死城；南韓多間醫院爆發疫症，南韓人則處之泰然。這不是文化差異問題，而是香港人曾經歷SARS之痛，防疫意識強得似驚弓之鳥而已。北韓建築師辦事不力遭金正恩處決，但香港高鐵延誤及超支事件，政府與港鐵刻意隱瞞，卻無人需要問責。兩地情境不同，評論人不必急於妄下判斷換取掌聲，鍾樂偉認為倒要穩妥填補事情之空白地方，讓大眾更具體更完整理解事情脈絡。誠如近年香港大吹韓風，模仿K-POP的山寨組合，得其貌而不諳其實的「copycat」是為一例。南韓明星學院地獄式訓練與娛樂工業系統，實讓香港只靠家底拉關係的娛樂圈操作比下去。表面風光人人嚮往，韓國社會陰暗一面又有多少人願意知曉？Samsung企業背後是大批患癌工人，電影《無聲吶喊》揭示校園性侵與校長跟警察勾結醜聞，而奴隸般剝削的明星合約亦不是什麼新鮮事。撇去片面，換上不同的理解角度，是評論人之責任。
當下社會速度便是一切，看過社交平台的轉載，人們就以為是世界之全部。古典音樂評論人胡銘堯感到，Web2.0世代裏，人的專注力短暫，長篇大論梳理與辯證是趕客之舉。古典音樂常被媒體使用，抽離其原來的文本，又加入毫無關係的情境（context），例如《Star Wars》電影配樂。胡銘堯認為評論人需要與時並進，並替文本重新建立閱讀情境，締造着地（down to earth）的溝通平台。他借用一八○四年貝多芬第三交響曲的報章批評為例，說明評論人必須有想像力，預見將來發展。又如火車出現之時，有評論說長途馬車車廂內寒暄環境不復再，取而代之是人們各自閱報的沉默，小說創作題材大大減少；誰不知火車移動時窗外的流動景象，又帶來全新的觀看經驗。
應看見的盲點
原則自當堅守，但評論人面對千變萬化的時態與創作，又何以定位如何落筆？評論非但表明立場，亦曝露個人學養與視野。個人的專業領域及關心議題愈辯愈明，什麼事情能參與討論，什麼作品無法介入，評論人必須十分自覺。世界很大，一山還有一山高，開卷萬冊、閱人無數、周遊列國的文化人，始終有無法理解的內情與不該亂噴口水之時候。誠如「衛生巾與西柚汁」為何能在超市周末特賣中把臂速銷，卻又成功吸引客源？資深廣告人徐緣從生活例子發現，我們其實不一定完全認識各廣告銷售對象的需要與消費模式，但不得不承認，無稽怪異的銷售手法能維持下去，即代表它能達至營業額的目標。社會裏盡是紛陳族群，價值觀與生活取態多元。香港世代論與雨傘運動凸顯不同年齡人士理解社會的差異，誰才是香港人的身份問題表露文化環境與生活習慣的距離，乃至近年四處揚起的彩虹標幟讓多元性向與性別議題浮現至眾人眼前。評論人能否緊貼脈搏？為商者不一定永遠中立，顧客也不是永遠是對的。徐緣進一步指出，當下品牌可有策略地自我打造成有血有肉、具個性及價值觀念鮮明的形象。例如，各大品牌主動支持同志平權擁抱多元，Starbucks總裁在股東大會上甚至正面回應不接受多元性向的可考慮退股。
洞察創作人意圖與衡量其選擇的表達方式是否恰當，是評論的基本動作。可是，徐緣進一步懷疑，市面產品有多少是百分百出自創作人的概念及意願？客戶對創作可毫無概念，無知得連王羲之是誰也不知道，但他們直接左右創作如何面世。放回視覺藝術生態的情境，藝術家（尤其是年輕藝術家）不論主動還是被動，自覺或不自覺，會否受到市場潮流、畫廊商業考慮或策展人看法左右？近十多年來，香港藝術品買賣乘中國藝術市場蓬勃而看似熱鬧，新晉藝術家前所未有獲得畫廊青睞，畢業展變成選秀場，甚至出現未畢業已欣羨某類創作大賣遂跟隨其後的例子。抄襲與參考之分野，亦教徐緣無從判別。太陽之下無新事，廣告總能在其他地方給找到極似的版本，猶如地球村內必會找到如你樣貌相同的陌生人。創作人是「抄考」他作，還是其意念平庸得比大眾臉更平庸，真的無從稽考。
評論倫理觀念尚待發展
回歸本土，香港當前令人憂心的是言論空間與自我審查問題，音樂創作人周博賢壓軸出場，講的正是「言論自由與評論空間」。他引述學者之言，剖析評論為意義生產的過程，而意義並非固定，是從一個文本到另一個文本的流動，如《海闊天空》原為Beyond樂隊個人情懷之抒發，卻轉移至「雨傘運動」之主題曲或網民嘲諷佔領行動過於溫和的「今天我」回應。評論作為一種中介，是一種翻釋。評論人介入文本，釐清箇中結構，建立理解脈絡，並為文本定位。這是給觀眾進入文本的台階，惟介入亦即侵略，而侵略本身正是種暴力。傅柯（Michel Foucault）認為，權力本身並不存在，行使權力才使權力在場。當權者害怕評論人，因而對他們盡是戒心，甚至主動刪禁干預，如多份報章專欄被叫停的連串事件。所以，周博賢認為香港言論空間正愈收愈窄，漸倒退至「主奴」關係。
權力也於大眾之間行使；而其行使之目的，在於限制他人行動，如「張潤衡事件」。弔詭的是，行使權力限制他人行動的背後，又彰顯自由之無拘無束；愈是自由的地方，網絡言論才愈是強大。他發現，現時香港人與人之間行使權力情況非常活躍，有所謂寧得罪拉登，莫得罪高登」之說。每個人在虛擬世界的掩護下彷彿成為至高無上的判官，常高估自己又漠視自我規限與道德責任。評論是把利刃，揮刀亂斬無辜者可終生留下疤痕。因而，周博賢認為香港的評論（行使權力）的倫理觀念尚待發展。
創作人辛辛苦苦完成展覽或公演，只求獲得認真的意見與嚴肅的討論。香港實體評論雜誌零星得似一片空白，只靠幾個文化人自組的平台定期檢視當期展覽、劇場或舞蹈演出。因而，網絡社交平台打卡或片言隻語，隨時成為創作評論的唯一角度。文化圈不大，人脈關係千絲萬縷，如何厚道又禮貌地說真話，技巧要求相當高。評論人上載一張半張展覽相片，有心無意說穿了創作人或策展人的問題，可已傷害到弱小的心靈；或是一年半載過後，是非流言兜大個彎才傳回評論人的耳邊，此哭笑不得的情況絕不是個別事例。
評論倫理觀會否關心評論人的處境？誰都懂得說要多培養藝術評論寫手，但再簡單的評論都要花時間去觀看與撰寫，惟稿費或回報卑微得只能充當交通費補貼。一代一代評論新秀出場，然而這個崗位有什麼本錢留得住人？文化人也是一般小市民，大家面對相似的生活難題；光靠崇高的文化使命，只會消耗有心人的時間與精力。所以，如果觀眾聽完此「評論十二式」覺得值回票價，從今以後見到藝評刊物，應當習慣自掏腰包，並仔細閱讀。
（原載於2015年8月22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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