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重寫我城：評論的十二種未來式」專題講座第二個環節「Or」裏，台灣音樂評論人焦元溥、劇場導演林奕華、文化評論人湯禎兆、文字耕作者李維怡，帶來另一輪探索。驟眼所見，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幾乎滿座，說明了一眾講者的叫座力之外，更可知關心文化評論的人還算不少。
焦元溥的facebook，點擊讚好者相當多，他出版了音樂散文集《樂來樂想》、《聽見蕭邦》、古典音樂入門書《樂之本事》等等，意料不到他的講題，卻是「我為什麼不繼續寫評論」。他點出了評論的困難，尤其是公共性與私人性的對立、說真話還是說客套話，由此帶到標準何在的問題，他以現場和錄音的分野，以及台灣小提琴家曾宇謙勇奪二○一五年國際柴可夫斯基大賽的話題，說明了聽眾在場或不在場的接收分歧。此外，焦元溥也針對「古典音樂聽不懂」的問題，指出理解也會因時而變，沒有人可以擁有絕對的權威，而事實上，欣賞修養需要長時間培養，一個音樂評論人，既不要自大，也不當寄生蟲，才達到專業的成就，由於種種要求標準太複雜，他謙厚地說，我不繼續寫評論了。
點出評論的困難與限制
林奕華是香港十分重要的劇場導演，也是《明報周刊》專欄作者和香港電視劇的評論專家，尤其擅長女明星研究。他先播放了二○○九年「非常林奕華」的舞台劇《男人與女人之戰爭與和平》選段，在喧鬧的場面中可見男女性別與感情問題的探索。然後，林奕華朗讀了劇場評論人聞一浩的文章《精彩演出在劇院外──○九劇場回顧》（原刊《信報》，二○一○年一月十一日），文中他以林奕華與鄧樹榮為對照，指出林奕華在《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之後， 「義無反顧地走進傳統主流框架，透過劇場議論社會現象與價值觀念的顛覆作風已成過去式」，鄧樹榮就「探索一套自己的劇場美學」，而《男人與女人之戰爭與和平》「借用美國的脫線喜劇（screwballcomedy）類型，去講一對鬥氣冤家的愛情故事，所謂兩性戰爭只是幌子。顛覆不再，林奕華作品成了一個商業品牌。」林奕華列出多條回應為自己辯護，包括「票房成績好的大劇場作品，為什麼等於一定沒有顛覆性？」「是評論，還是標籤？」等等，也質疑簡單化、符號化的評論內容未免欠說服力。他總括說，作品應教人多探索自己，走出既定的看法。湯禎兆著作等身，每年都有新著作面世，其中以日本文化與電影研究最為人熟悉。他首先點出香港作家的身份問題，而如今香港文化評論發展的困難，在於對通俗流行文化文本束手無策（他指出也斯和沈旭暉曾有成功的嘗試）、對不同文本的詮釋單一化（主因是文化研究與社會解讀出了問題），他提出專業主義的追求，評論人要謙卑，而且不要自我重複，要以對話體作多一點的場域開拓，達到評論的獨立性與主體性。
李維怡是本節最後一位講者，她在小說集《行路難》、《沉香》、《短衣夜行紀》中強調文字耕作者身份，而她的另一身份是影像藝術團體影行者的藝術總監。她帶出現今評論的標準問題，在真相破碎的年代如何了解現實，不陷入簡單化命名，在相信意見領袖的言論外，讀者也有個人責任，她探問評論是探求真相還是取代真相？事件被詮釋應不應有限度？誰有表達見解的資源（不論是科技、資本、文化還是時空上的鴻溝）？李維怡點出評論要認真，但同時要避免「假中立」。
四位講者的觀點，指向音樂評論、戲劇評論、文化評論、社會評論四個不同範疇，又多少不約而同點出了評論的困難與限制。對照當下的處境，焦元溥的誠實教人感到難能可貴，他是透過認真的評論實踐後，了解其中的難題，決定不繼續寫音樂評論了（但顯然他繼續推廣古典音樂），可是香港評論人又有沒有勇氣反思評論是怎樣一回事，甚或在江郎才盡時真誠地擱筆呢？
評論「評論」以專業為軸心
林奕華的尖銳也令人印象難忘，他點出了評論人要對他人有興趣，而不是為批評而批評，如果評論人抱着未審先判的態度，也難免令創作人與評論人形成對立。林奕華問了一個別具意義的問題： 「評論者如果因為不想觸碰自己深層的感受，致使不能認同甚至抗拒他不熟悉的情感，那麼，評論者是不是都在把評論用作自我安慰，因為當中沒有產生對話，只有自我認同，自我肯定，更不要說自我挑戰，這樣的評論，能給閱讀評論的人提供什麼有別於一般人已經認知的事物的不同視覺？」越界對話，大家談論多年，但創作人與評論人的溝通又是否足夠？有沒有良性的互動？許多演後談只不過是過眼雲煙，大家又有沒有心力平心靜氣坐下來細談呢？本次研討會已是不錯的開始了，當然深度的業界溝通，不是一個研討會就一蹴可幾。
當然，聞一浩的《精彩演出在劇院外——○九劇場回顧》只是一篇千五字的文章，要總括全年多個大大小小的劇場演出，其實捉襟見肘（當然長篇大論也不一定有見地），可是這種具時效性的速讀文章，推論就難免簡化，掛一漏萬，一句帶過，容易形成誤會。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出版的《香港戲劇年鑑》，又能否容納更全面和更具深度的劇場回顧文章呢？相對於數據分析、戲劇記事、演出概覽、資料彙編（例如海報，我在網上看到的，就比年鑑印出來的版本好看多了），似乎回顧文章和現象討論更為重要，而透過討論和對話，評論才可以精益求精，走進歷史書寫層面。
湯禎兆的專業主義倡議，多少是針對不專業的評論生態，令評論得不到應有的重視，當然相關倡言已說了不止一次（令人想起兩年前湯禎兆與公園仔的訪問風波），情況似乎沒有改善，正本清源，問題到底是讀者到整體社會都愈來愈不崇尚專業？文化研究令評論變質？網上評論容易令人輕浮？編輯和作者是否沆瀣一氣？如何邁向專業？憑自律？憑教育？毫無疑問，湯禎兆的發言相當發人深省，而專業和對話之路，卻依然漫長，至於場域開拓的工作，也只能各自修行，又例如最近的香港書展，還是沒有對香港文化與文學界給與應有的基本重視（如名作家講座系列就沒有一個是香港作家，難道香港沒有名作家？過去突顯的「兩岸三地」字眼，改成空泛的「五湖四海」了），多年來的批評並未帶來改進，在重要的香港書展中邊緣化香港作家，場域開拓又談何容易。李維怡的評論走社會批判角度，以富者與貧者為重要的階級劃分，面對輿論被建制收編（如電視和個別報紙），小市民的聲音難免被滅聲，形成公共傳媒世界和生活世界的聲音截然不同。但另一方面社交網絡全面普及，形成協同過濾（Collaborative filtering） ， 左的更左，右的更右，而內地與香港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單單階級分析和民粹回應，也未必有利。回到社會公共評論的層面，近年不少年輕學人努力發表研究評論文章，教人耳目一新，例如本土研究社和影子長策會等，都發表了不少著作，為了解社會真相提供了獨立的角度。
「重寫我城：評論的十二種未來式」研討會的第一個環節，名為「And」，賴勇衡的述評文章指出， 「除了莫兆忠集中於演藝評論之外，其餘講者皆綜論『評論』本身，就着科技發展，以今昔對比為軸展開討論。」至於下午的第二個環節名為「Or」， 其實也是評論「評論」本身，而軸心大概是專業，以評論標準為關鍵詞，關於「Or」，我想到的是，To write or not to write？ 這確實是一個好問題。因為寫一篇專業的評論文章，實在不容易。
（原載於2015年8月1日《明報》）
本網站內一切內容之版權均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原作者所有，未經本會及/或原作者書面同意，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