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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題目，是次講座重於展望；聽內容卻多有回顧，既有新舊媒體比較，也有對評論規範之探討。講座分為AND、OR和IF三節：AND的講者嘗試概觀香港評論的前世今生；OR則把個別的評論現象和評論人作為審視批評的對象；IF著重將來評論的發展路向。總括而言，都不離「怎樣的評論才更好」的範圍。第一節AND除了莫兆忠集中於演藝評論之外，其餘講者皆綜論「評論」本身，就著科技發展，以今昔對比為軸展開討論。莫兆忠不談科技而理論化地討論藝評的「懷舊」和「未來」兩個向度。眾講者回頭不忘求真的原則，前顧則探索一個開放複雜的世界。
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先提出四種評論的功能：自我表達、啟蒙／教育、消費／服務，和民主實踐。講者沒道明的是，這分類看來是一個跟歷史無關的抽象框架，其實也是評論本體的發展方向。自我表達的評論是作者對人事發表個人感想，跟讀者以文會友。啟蒙的評論則文以載道，對讀者有引導性，不免意識形態灌輸之弊。服務式評論提供現成答案，既包括消費指南，也指那些對大眾投其所好的文章，由市場主導，文以載利，評論也成了作者自我營銷的工具。作為民主實踐的評論則與啟蒙型評論相對，評論者並非單向的意識型態灌輸者，不是提供既定答案的權威，而是促進平等對話的充權者。這種評論是民主生活的一部份，觀點各異的人並非在利益場域爭逐的敵人，而是公共空間中思辯的對手，爭議聲中仍有共同建構社會的議程。
輿論民主化
羅永生所講的是普遍的各種評論，那麼莫兆忠所講的就是屬「小眾中的小眾」之戲劇評論。針對「讀者是誰」的問題，這位來自澳門的劇評人把讀者分為四類：第一類讀者是評論人自己，透過重讀文章來自省，檢視己身所受各種內外限制和影響。第二類讀者是被評論的劇團，藉著劇評得到回饋。第三類讀者是觀眾，而劇評是承接著劇場，同為於公共空間中發生的活動。莫兆忠對此的看法接近羅永生提出的「作為民主實踐的評論」，評論者不作權威，而是眾聲之一。最後一類則是未來的讀者，既包括將來的戲劇研究者，也包括已遺忘演出內容的觀眾。換言之，劇評是戲劇史的文獻，是一種論述過去事件的「懷舊」行為。那麼除了評論對象之外，劇評跟其他評論有何分別？相對於大量複製的書籍和電影，戲劇演出是在過去發生的，不能重複的事件，那麼，劇評既是文化藝術評論之一種，卻也跟政治評論相似，因為兩者同為對已發生事件的回顧。反過來說，正如主持人彭麗君所指，當政客表現被市民視為表演，市民自視為觀眾那樣樂於「剝花生」，時事評論便越來越像文化評論。
在社交媒體興盛的年代，傳統媒體的言論壟斷褪減，「觀眾」隨時能成為主角，每個讀者都可以當評論人。區家麟當電視台記者多年，時常露面於屏幕，卻發現其知名度在他轉為博客評論員後不減反增。他既得益於新媒體，卻不無擔憂。他以1990年代初，互聯網興起前的評論生態跟現況對比。那時候訊息流通慢，傳統媒體的工作者既壟斷了資訊，也肩負社會責任，講求專業能力與規範，是資訊的把關人，須為公眾搜證、闢謠。今天技術門檻大降，普通網民只要在社交網站發表文章，便有機會吸引大量讀者，成為具影響力的評論人；傳統評論者也須謙卑，因為網民當中臥虎藏龍，各方面的專家都能便捷地回應。科技是雙面刃，若傳統媒體不再壟斷話語權，大眾市場轉變為分眾市場，看來就是輿論民主化的特徵。另一方面，沒有了專業規範，也意味著把關人之消隱。區家麟指網上言論越趨激烈，有越來越多尖酸惡毒和不盡不實的內容。他推測這趨勢源自社交網絡的獨特機制，評論者的酬報與其得到的正面回應成正比，加上門檻低意味著競爭大，更是分秒必爭，因而有極大誘因去發表刻薄的激烈言論，甚至散播未經證實的流言。
作家鄧小樺則把社交網體跟網誌相比。後者約於十年前流行於香港，幾年內被前者取代──不知那些社交網站又可流行多久？鄧小樺緬懷那些年網誌盛行，比報章專欄有更大的自由度，加上網絡獨立媒體冒現，是公共輿論空間的好時代。這空間讓更多人對同一議題參與討論，小眾觀點也能接觸到大眾；一方面容納到更多差異的聲音，卻不須靠激烈言辭嘩眾取寵。但對網絡評論的現況，她的觀察跟區家麟相近，認為網上輿論由市場主導，有些評論者傾向以負面和激烈的言辭「呃like」牟利。她亦提出四大「呃like」元素：口語、負面、食物和健吾──健吾這位評論人並不意味著負面或情緒化，而是代表在網絡上擁躉眾多的輿論領袖，單靠其「轉貼」的選擇便能產生設定議程的效果。
新媒體評論須建立新規範
流言和詛咒其實源遠流長，滿足人性的陰暗慾望。那些惡毒的網絡評論，正是「作為消費的評論」之一種，務求讓讀者看完大呼過癮。很多讀者都嫌棄那些拋出連串問題然後逐步推論的文章，惡其冗長含糊；他們更喜歡那些立場清晰、辭鋒銳利狠辣的文章，即使論據有錯或推論有誤也不要緊，因為最重要的是論點──當然是符合讀者既定立場的。前者從現象出發，經假設、推論而得結論；後者卻是演繹，每次按既定立場確立論點，以既定風格展演一次，讀者叫爽，與作者間的關係也更穩固。加上社交媒體把私人和公共領域混合起來的特性，網上討論傾向人事不分，情緒和思想交纏，以事論事者難擋誅心之論，以據論理者不敵人身攻擊。
雖然講者對新媒體的評論生態有所批評，但他們皆隨科技發展逐浪。區家麟不諱言自己寫作時也有「呃like」的策略（例如三小時內要刊出，以免過時），但要「呃like有道」。即是說，社交網絡主導評論是大趨勢，雖擺脫了傳統媒體的「專業」限制，仍須建立新規範。羅永生提出的四種評論模式合起來看似一幅輿論民主的路線圖，卻只是一理想，隨時走進歧路。他們提出的基本評論規範不外對真善美的堅持。區家麟提出「真」的三個面向：事實、正確推論和真誠，不為「呃like」而作出不盡不實、言不由衷的言論。鄧小樺則指出香港文化過份傾向負面，主張評論人應為讀者開拓一個「離地」空間，藉此反思日常，探索「比現實更好」的可能。藝評固然探討美感，而審美的準則怎定？其實審美也是一個歷史的過程。莫兆忠引用Svetlana Boym在《懷舊的未來》一書提出的「反思型懷舊」，把懷舊對象（例如戲劇演出）視為無法挽回的、轉瞬即逝的事情。評論者作為歷史的書寫者，只能珍惜僅有的記憶碎片，加入自己的想像和建構。那麼四類劇評讀者其實是相通的，評論者是一個自覺其偏見，不斷反省，與各類讀者在言論場域中對話，共同書寫出複數的、充滿疑問的歷史論述。這種複雜開放、多聲共存的評論空間想像。這跟羅永生「作為民主實踐的評論」相應，意味著觀點各異者能之間產生更多對話，並向未來的人開放。
對真善美的追求和對理性的重視，以及對激烈情緒化言論之擔憂，其實是社會發展「要民主不要民粹」這兩難的一部份。但人性不只有理性，也有感情與慾望，也被包括在多元開放的民主發展議程中，重點是對抗專制權力。那些被指是以過分的負面言論「呃like」的人，或許自問誠心相信一己言論，也視之為某種對抗專政的政治議程的一部份。問題就在不同的人對事實和美善皆有不同的覺解，差異之大可能造成社會撕裂。然則民主實踐其實離不開啟蒙，理性是多元社會中維持公共性的「安全網」，因此評論者和讀者亟需培養理性思考的能力。民主假設世無完人，個體的缺失可被眾人所制衡補充，去專制獨裁之弊，而非集體失控。因此評論者應有謙卑和寬容的德性，自省其局限，帶著同理心跟意見相異者對話──這也是為了避免「一個專制者取代另一個」的悲劇。
（原載於2015年7月18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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