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無論是來自政權的授意，或是民間自發組織，相關文藝展演在華人世界，從未少見。其中，《黃河大合唱》作為抗戰時期大型音樂作品代表，又逢作曲家冼星海冥誕一百一十週年，也成為這道命題作文的「必備經典款」，頻繁上演。但是，無論以什麼心態籌辦類似演出，總被人先入為主地貼上政治標籤，並且高舉「藝術不該被政治干預」大旗，意識形態先行地多加批評……
西洋文藝，建構在宗教信仰上，為歌頌天主而生。可中國自古以來，沒有明確且單一的宗教傳統，於是讚美政權、以政治作為依靠，成為中國文藝發展的主軸，《禮記‧樂記》是這條主軸長河的源頭，「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成為中國古今許多文藝工作者的創作思維；「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揭示文藝與社會的關聯。孫文說：「政治乃眾人之事」，這些被人們過度詮釋的所謂「政治」，就是人民、社會的發展歷程，恰恰是這些被政治「干預」的諸多文藝作品，記載人們走過的道路，並使各時期的作曲家，試圖以聲音為時代製造印痕。
1939年春，詩人光未然書撰長詩《黃河吟》，冼氏以六天寫就《黃河大合唱》簡譜初稿，由抗演三隊於延安首演，雖然觀眾反應熱烈，但冼氏並未滿足，1941年旅居莫斯科期間，完成交響大合唱改編稿，卻因手稿配器風格特殊，並有筆誤，塵封七十四年後才有機會首演。今年五月在上海演出的冼星海作品專場，復原原版《黃河》及諸多藝術歌曲的面貌，才令世人瞭解到，原來冼星海是一名深受法國浪漫主義影響的現代樂派作曲家！
陰錯陽差，後人並未能立即識別冼星海留下的音樂思維，於是在冼星海死後的三十年內，出現陳田鶴、李煥之、瞿維等人所作的《黃河》改編版，以及當今最為流行、普遍上演的中央樂團演出版（香港中樂團將演奏的《黃河》，即是此版本的中樂移植版）。如今，《黃河》已是一部奇妙的作品：史實卻有其作，始終未聞原聲，後人嫁接移植，勾勒歷史想像。無論如何，不同的《黃河》版本，也體現出各個時期人們對於該作品及特定時代的敘述詮釋。
時間推移至當代。趙季平是中樂作曲大家，作品細緻柔美，善創抒情旋律，深具民族風韻。趙氏歷時三年，完成可能是首部以中樂方式表達「南京大屠殺」的大型作品──《和平頌》，則展現趙氏多面貌的創作才華。全曲徵引江南民謠《茉莉花》為要素，卻不落俗套，發展得宜，未有生搬硬套之感。散落在開篇及結尾的強音總奏，有力地予聽者帶來時代的暗示。〈江怒〉一章，弓弦樂器的賦格，技術上頗具創意，原來胡琴音色也能傳達這麼規整的音樂語彙。最末〈和平頌〉一章，加入童聲、混聲合唱，雖不確定這是否受「大合唱」傳統影響，但以無歌詞人聲朗鳴配樂的方式表現，音樂顯得自由奔放，不致被文學修辭侷限，留予聽者更多思考空間。總的來說，在一片宏揚主旋律的環境下，趙氏所作《和平頌》，提供不一樣的表現方式，一切回歸音樂，不再是功能和聲伴奏與教條空洞口號。
朋友，脫離政治光譜吧！耐下性子聆聽音樂，既瞭解人們是怎麼描繪過去，也試試能否被藝術家們的想像引導，進入到那確實黑暗、悲慘的時空當中，真正從不同面向反省各時期歷史，進而理解、成長、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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