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浮城述夢人：香港作家訪談錄》的封底印了一段話：「我非要做解人，只想做一個催眠師，讓善夢者講出他們夢的源頭，讓愛夢者可以得知，甚至從中學習一些夢的技法，那就很好。」這基本就是我對口述史採訪寫作的觀點，在大量正史野史廣泛流傳的新傳媒時代，為甚麼還需要口述史的存在？最關鍵的就是，你可以直接在被訪者的口述當中，學習他們大半生而來的經驗，尤其當這些人是你的同行前輩——他們都是資深作家，充分意識到自己的聲音流播的意義。

在相對沉重的原文本與輕讀者之間存在令人遺憾的隔閡之時，作為一個在大眾媒體擁有些許話語空間的嚴肅作家，有必要擔當起橋樑，這是我答應《明報週刊》主編三三女士之邀，在《明報週刊》B Book上連載十五個本港作家的訪談的首要考慮。

其次就是有感於內地和台灣文壇甚至本港某些讀者對香港文學的無知，正如我在本書序言裏所說：「至於香港文學，對於某些大陸和臺灣讀者以及推崇『正統』的本港讀者，從文化沙漠之貶到正朔脈傳之褒，都是想像多於體察。其實香港和香港文學就在這裏，無所謂製造無所謂正名無所謂獨立，自然生長，乃是文學的最佳狀態，許多意外許多神奇，亦由此而來。」

香港文學「筆尖所承，四兩撥千斤，未必只是一點。這樣一個繁花盛開的香港，亦並不離群索居，筆尖沾的不是貴族的淚水，而是平民的汗水，嘗之鹹澀如鹽，鹽加於這平淡的人間煙火，味蕾就被重重打開了。」這也是我自己來港十多年才漸漸體認出來的，這個體認不單來自閱讀，更來自我與許多香港文學前輩的親身交往面談。所以希望借《明報週刊》這個機會，帶領讀者以我當年親身經歷加上深入文本的雙重方式，去重走這趟文學旅程，就是這本口述訪談選擇夾敘夾議的書寫方式，用我的第一人稱使讀者身臨其境的意義。

我以往從事過深度報道的採寫工作，作為一個關注日常現實的作家也擅於與被訪者打交道。但文化人口述史與一般人的採訪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在最關鍵的「如何打動受訪者打開金口」這一點難度更高，坊間很多作家採訪，因為記者人云亦云只知道一些網上能找到的資料，所以無法深入，被訪者也泛泛應付——作家們都有一種固執，就是你不認真對待我的寫作，我也就無所謂認真回答你的問題。

我對自己的要求是，最少要看過被訪者主要的作品，本書十五個被訪者中，甚至有一半是我看過他們幾乎全部作品的，比如說蔡炎培、西西、北島、淮遠、飲江、阿藍和黃燦然，其中蔡炎培和西西我還寫過論文，因此我對他們的精神世界非常熟悉，在對話中隨時能聯繫上他們的現實歷史與創作文本的關係，繼而順藤摸瓜，引出更多「本事索隱」來。

另外很重要的是對時代的熟悉，這些作家的黃金時代大多數是香港的六、七十年代，恰好我一直關注這個時期香港的文化史，正如我在序言所說：「如果還有小小隱秘野心，就是讓大家來一起反思這些作家長大的六、七十年代，反思他們製造或繼承的寶藏如何，此亦我的執念吧。」時代離不開人，人也離不開時代，六、七十年代香港的文化爆發，一直沒有人從文學的角度仔細分析過，而本書就由親歷爆發的當事人之口，談論了很多時代導火索一般的秘密。談論的前提在於我和他們惺惺相惜，也同樣懷緬那個火熱的時代。另外，我還刻意安排了幾個重要的時間點，如六七暴動、八九六四，幾乎每個人都問他們當時的遭遇和感受，以此大時代的共振串連起同舟人的記憶網絡。

最後我重視的，是不同的受訪者、不同的回憶應該如何呈現的問題。也即是書寫訪談文體與被訪者的呼應，像蔡炎培這種豪放多情的詩人，我的文字用情也深；淮遠這種冷面幽默的，我也幽默寫之；古蒼梧重視古典文化，我的文辭也古雅一些。總的來說，保持對文學前輩的尊重，帶著受其潤澤的溫柔，勇於追問其夢想的脈絡、藝術的秘密，是採訪者的努力所在，也是被訪者所欣然接受的。

作者簡介：現為自由作家、攝影師。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中文文學獎，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馬來西亞花蹤世界華文小說獎、創世紀詩獎及香港文學雙年獎。

攝影：廖偉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