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TC Artism | 香港戲劇發展的一點空白

【專題】演藝工會的為何與何為

香港戲劇發展的一點空白

不論您偏好黃色、藍色，抑或其他五顏六色，無可否認2014年是一個令人覺醒的年代。社會的面貌、我們的生活，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變。2015年或以後，可以如何走下去？

不說別的，先從我們自己的本位說起吧。

戲劇表演成行成市？

到底現時香港的戲劇活動有多蓬勃？

根據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藝術界年度調查報告摘要2011/12》顯示：「截至2014年12月2日……表演藝術節目場地共53個，包括康文署轄下的演藝場地、藝穗會、各大學附設的會堂及劇院、香港演藝學院、香港藝術中心、香港兆基創意書院、香港遊樂場協會麥花臣場館、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青年廣場……」。香港舞台技術及設計人員協會較早前舉行的「舞台上的平行空間」展覽，亦展出一幅以劇場觀眾席為數據的本地劇場分佈圖，當中預示了未來即將落成的東九龍文化中心及西九文化區。如此看來，表演場地其實並不缺乏。只是表演團體如何能夠成功租用、使用或駐場，又是另一回事。

至於節目情況，按上述的報告所述，雖然「戲劇觀眾人次及場次增長放緩」，但該年度有570個戲劇節目，共2,752場次，較2010/11年度尚增加了17%。只是當中有多少個是業界所謂的「One Week Show」（即星期五至日只演出四至五場），報告便沒有明確顯示。

所謂「成行成市」，「行」是行業，「市」是市場。香港現時的戲劇活動，到底是否已成行業，並有市場？

人生有幾多個十年？

資深藝術行政人員鄭新文教授說：「理想環境＝財政、設施及人力；所謂理想是要提供讓藝術家能最舒暢地發揮藝術潛能的氣氛和條件。」我認為這裡的關鍵詞是「人力」、「藝術家」。

香港劇壇的人力資源又如何？

根據港英政府時期市政局的運作，1977年開始出現了多個直到現在仍然活躍的「旗艦」團體，自此譜寫了本地職業化藝團的歷史。至於第二波的劇團發展，也許就是現時香港藝術發展局以年度計劃形式資助的多個小型劇團。與此同時，已經三十周年的香港演藝學院，每年逾百畢業生，他們畢業後除了投入藝團工作，一部分自組劇團實行「創業」，另外更大部分成為了自由身戲劇工作者及學校戲劇導師（Freelance）。

由此看來，戲劇界的「人力」應是不缺的，至於當中多少個能夠成為「藝術家」，當然端賴本身的天分及努力，以至於社會環境的配合。「香港的戲劇生態已經維持了一段很長時間，如果仍然沒有人去策劃和制訂政策，香港劇壇未來十年到底可以怎樣？」一九八九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的姚潤敏不無感慨地說。

但是，戲劇人如何確立自己的定位，從而爭取參與政策的策劃和制訂？

是他也是你和我

文化研究學者陳雲認為1998年香港首屆立法會選舉，文化專業包括在「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中，文化的定義不清，演藝、出版竟然與文化分割，顯示當時政府的文化概念紊亂。香港藝術發展局自1995年成立以來便包含藝術範疇代表，即是由各個界別投票選出本身的代表擔任委員。可是每次選舉的選民登記過程，在區別選民的定義亦屢有爭議。

香港戲劇協會受香港藝術發展局委約，於2011年進行了名為「香港劇場工作者現況調查」，執行過程當中曾提到：「是次調查類近全民普查，沒有進行任何抽樣程序，因此無需考慮抽樣回應率。另一方面，香港目前尚未有具代表性的劇場工作者登記制度，所以亦無法計算回答者佔整個行業的比重。」既是「類近全民普查」，但又「無法計算」有關的比重，可見「劇協」即使有心為業界進行調研，也難以達到科學化的分析。最終便是：我說自己是「職業」戲劇人；你說自己是「專業」戲劇從業員；他說自己是「非全職」戲劇工作者……

自身沒有一個被認同及明確的身分，如何能為業界發聲？

同盟會會員大會

走出空白的第一步

反觀香港最傳統的表演藝術──粵劇，自1953年便成立的香港八和會館「以宏揚傳統粵劇藝術，保障同業權益和生活福利為宗旨。」「八和」開宗明義悍衛業界權益，例如汪明荃主席曾於2011年親自到中聯辦拜訪宣傳文體部，要求關注內地粵劇團來港演出神功戲，以免衝擊本地戲班的重要演出收入來源。除此之外，「八和」在爭取延續新光戲院租約、拓建油麻地劇院，以至申請活化古蹟成粵劇文化中心等事項，每每都是明刀明槍，毫不含糊。「八和」的登記會員大約一千，說多不多，說少不少，總之名正言順，行事便出師有名。

「界定專業界線，對現時的機制作出檢討，真正以本身的期望出發，而非爭取所屬劇團利益……」正在協助籌措「香港專業戲劇人同盟」的姚潤敏如是說。她與其同盟志士，顯然知道團結業界的工作並不容易，尤其是如何將「職業戲劇工作者」作出定義，然後凝聚各人的不同期望或要求，整合議題繼而與資源分配者正面商討。我覺得「香港專業戲劇人同盟」最終到底是否如粵劇界的「八和」般發揮工會作用，能與資源分配者或支持者作出平等而互動的良性溝通，這一切的發展似乎仍是言之尚早。但倘若永遠沒有人願意走出第一步，那麼後來者如何為繼？

事實上，2014年讓我們學到的其中一樣事情，就是要主動爭取話語權。正如李歐梵教授說：「文化本來就很難以用管理學那套，甚麼都計算。但如果不管理，不量化，政府又覺得控制不了，但換個角度說，一制度化，文化、創意、藝術就玩完了。解決方法不是沒有，是政府在文化創意方面實行非制度化，減少制度，放鬆制度，just relax！給香港人多一點空間和自由，特別是那些小型的藝術文化團體。」

以往沒有的空白，不等於永遠也不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