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倖存的人在一次漫長的感冒中醒來後，全都發現市街的風景轉變了。」
香港話劇團改篇香港作家韓麗珠的同名小說〈感冒誌〉，並意以情書之姿將其搬上舞台，但改編小說向來是困難的，特別是韓麗珠的小說中充滿著孤僻與疏離的語調，小說中所有的角色都並未命名，只以「我」、「男人」、「弟弟」、「婆婆」等稱呼作為區分，角色以蒼白透明的姿態出現，即使是面對重大的別離或痛楚，作者依然以冷澈的眼光描寫，幾近無情寒冷，這種韓麗珠獨有的書寫風格，成為舞台改編劇最大的難度。
白茫茫的孤獨世紀
《感冒誌》的舞台是一個巨大的向前傾斜的圓形舞台，演員在台上無法以水平的方法行走，傾斜的舞台正正展現了扭曲的世界，人在這個孤獨蔓延的時代裡，為了能夠繼續前行，必須調節自己對於走路以至日常的理解，遷就傾斜的世界。劇中提取小說裡蒼白的語調，以灰白的燈光營造出有如手術室或實驗室一樣的空間，冰冷、喪失溫度。在服裝上也見此心思，演員們的衣飾繃緊、體態扭曲，頭纏紗布，甫出場就予人彆扭之感，韓麗珠的原著小說裡並沒有如此強烈的意象，又或者應該這樣說，導演正正是將小說中的冷澈語言提煉成可供舞台展現的具體意象。
感冒作為全篇的隱喻，真正所指向的意義是冷酷，而冷酷的人際關係向來是韓麗珠所關心的命題，不論是〈感冒誌〉還是後來的《縫身》，韓麗珠所關心的問題一直是人們在家庭機制之中，如何被親密地綑綁卻又疏離地共同生活。形體設計對於小說的捕捉相當準確，原著中「我」與被安排的「丈夫」為了要完成「夫妻」的角色，被迫要在眾目睽睽之下發生性關係，這一節的改寫相當困難，小說中僅是一筆輕輕帶過，而劇中的處理則是以一張巨形的磨砂膠布覆蓋二人，演員在其中痛苦地扭動身體，其他演員即圍在舞台四周以燈照射、偷窺二人的「演出」，不免令觀者覺得心驚膽顫──強制的親密關係有如那一大片密不透風難以喘息的大型膠布，被困在關係裡的人隨時喪命，而其他人則圍觀在四周，成為親密關係裡殺死自主性的共犯。沉默的舞台、扭作一團的肢體、掙扎的喘息，令親密之痛凝定在那一大片膠布中，而觀眾在此時也成為落入偷窺的視點，同樣冷酷地旁觀他人之痛與暴力。
蒼白的語調與囂鬧的劇場
有時候我懷疑《感冒誌》其實更適合改編成舞蹈或形體劇場，因為當小說裡那些直接而不近人情的對白被呈現在台上，往往會有over acting的感覺，又或者是，如何拿捏韓麗珠小說中的荒誕感，才是真正的難處所在。小說中屢有荒誕的情節，當中皆以極其平淡的語氣道出，貫徹其陌生冷漠的氣氛，可惜這些情節一旦處理失當，則會過份喧鬧，與整個故事產生不協調的感覺。
當「婆婆」再次染上感冒，並且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之時，小說的原著以「派對」形容彌留的場面，當中的派對固然是諷刺──一個與自己毫無情感瓜葛的「親人」離世，送喪者所有的悲傷也只是一場表演，這場表演與「我」與「丈夫」行房的那場表演可以並置閱讀，兩者都是一場對著觀眾（小說裡的觀眾，包括在隔離區內的其他人）進行的一場「像真正的親人一樣相處」的劇目，如果說行房那一節利用形體為小說中的疏離推到極致，哭喪的部分便是因為語言太多、場面過份浮誇喧囂而與蒼白的基調背道而行，流行曲與的士高圓形吊燈、七彩燈光與李楓的西式女巫裝扮，在接近二十分鐘的時間裡以極其荒謬的劇場演繹一段本應極其無情的死亡場景，「述身世」本應是強過各人在被迫困在牢籠裡面以前，其實也有過各自獨立的生活，但命運讓他們成為體制裡的演員，自此以後身不由己，可惜述身世一旦過份認真，以哭腔唱出就成為與整個劇目──以及與小說原著──最格格不入之處。
孤獨作為最嚴重的疫症
小說與劇場的展現手法本質上有甚大的差別，要將韓麗珠小說裡的孤獨與內在情感搬上舞台本身就是難度極高的挑戰，《感冒誌》尷尬在於編劇試圖貼近原著，但中間又難免有偏離之處，潘璧雲再三強調《感冒誌》的舞台劇是給小說的情書以及補充，實在是可以有更多劇場的對話發生，將文學改編劇場亦應該視作跨媒體的對話行動，甚至跳出小說原有的框架作更大膽的嘗試。
在如此的時刻看《感冒誌》，難免會想到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編按：英國社會學家）所說的：「親愛關係的可能性，代表了民主的願景」小說以及劇場所展示的冷酷在於，不單只是社群網絡失聯，連親密關係也一樣虛妄、脆弱而專權，人與人之間失卻了關係民主化的可能，大疫症的生還者指的如常生活以抵抗傳染病，其實就是麻木地順應體制的枷鎖，最後令自己也變成如同消毒藥水一般無菌亦無自主的「生還者」。步出中環大會堂，馬路依然被佔領，冷冽的風與無人的隧道在中環好比魔幻的劇場，在這冷酷異境當中，只有鬆開親密關係中的壓迫，才有可能，真正地抵抗城市裡不可遏止的孤獨疫症。
（原載於2014年11月29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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