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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觀看甄詠蓓的《黑色星期一》，第一次看戲內心會有點忐忑，無關劇目，只是已經習慣了下班之後就去佔領區的日子，今天的車程突然遠至葵芳，實在有點不適應，愈感到自己無法抽離於這一場運動。
對於《星色星期一》的工作人員來說，或許也有相同的感覺。這一個月發生的事遠遠超出我們所有人的想像，編劇莊梅岩在導賞手冊上只寫了四個字：「香港，加油！」；甄詠蓓的導演的話也離不開雨傘運動。或許導演和編劇也很清楚，《星色星期一》說的就是一般香港人的生活，而現實中的香港人，已經被一場波瀾壯闊的雨傘運動所佔領，在此角度之下，再閱讀《黑色星期一》當中打工仔的悲劇，以及如何回應這種現實悲劇，別具一層意義。
《星色星期一》描繪了六個不同的故事，縱橫交錯，各自獨立，在偶然的時機下，匯聚在一起。如果抽離來看，一部戲劇斬開成六個小單元，單元與單元之間的角色並沒有太大的聯繫，看上去或許給人碎裂的感覺，但換個角度來想，何嘗不是一部香港「返工」浮世繪？不同階層的人物穿插於故事內，一位作曲家與備受他冷落的妻子、賣貴價吸塵機的年輕推銷員與他來唯一的顧客、一個卑恭屈膝的下屬與她的虐待狂上司……戲劇一開始，我們便看到擁擠的車道，喇叭聲此起彼落，其後就看到銅架搭成的簡單建築，形狀像監獄，又像是高度資本主義象徵之物中銀大廈，淪為「搵食」的香港人們，就在這個場景上演一幕又一幕好笑而又諷刺的黑色喜劇場面。各種關係在「搵食」這個詞語中尖銳地異化，而黑幕的背景佈局、迷離的燈光效果以及不時直射觀眾的刺眼黃光，又強化了異化所促成的那種關係差異模糊化（所有事物變成同一個模子）以及樣式化，其中包括情人的關係、夫婦的關係以至自己與自己、自己與理想中的自己的關係，這一切統統都被一個機械的生產過程所支配著，成為工作的附庸，不斷變異，印證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觀察：工人與工作被置放於一個永遠對立的異己狀態中，工人無可避免地在工作中的過程中緩慢失去對自己工作的控制，從而被工作所吞食，繼而失去對生活及自我的控制。可悲的是，我們在工作中付出得愈多，我們就創造出愈多反對和否定自己的異化之物，造成更割裂的疏離及陌生，最後逼使我們推倒，甚至切割人生。
然而，這是否意味著「搵食」的我們，只能作為現實生活的食糧一種，在這個生產過程中永恆回歸？《黑色星期一》並沒有結出一個明確的答案（事實上根本未必有一個答案），倒是藉此一種種關係的和解（卑恭屈膝的下屬與她愈行愈遠的丈夫黑色幽默式的和解；作曲家Joe與妻子的和解等），表達總有一種生活可能性存在的意思，其中以街頭音樂家黃某這一角色作為穿插及串聯，彷彿暗示觀眾，只要你願意接觸想像的世界，回想原初的美好，就能藉此刺穿現實。然而，那一個讓眾多打工仔跳出悲劇的「烏托邦」存在於哪裡，因人而異，是超越還是萬劫不復，全在一念之間。對筆者來說，關於《黑色星期一》所想描繪的營營役役的香港人，在這個忙碌世界可以如何自處，或許甄詠蓓在導演的話，已經提供了一個她所想望——或藉這一個多月雨傘運動而得出的新視角：「……還以為這城市早已到了窮途末路，早已被消費主義所淪陷，謝謝學生們，你們讓成年人動容，令這片一向只靠呎價衡量價值的土地變得無價；運動之中，驚訝於香港人的美與善沒有遺失，良知並沒有給強權所摔倒，勇氣沒有被怨氣所敗壞。但大家都會知道，要延續這點光並不容易，是不能貪圖安逸，要與之摔跤下去，拚個你死我活，因為現實是多麼的不近人情。」是的，在《黑色星期一》，我們看到在不近人情的強權現實下，不同階層打工仔的生活是多麼可笑荒誕，令人心酸，然而，儘管如此，但生活仍然存在著可能性，說穿了，這種可能性不外是對「理想」、「夢想」或「初衷」有多重視及渴求，而只要我們堅持，勿忘初衷，一定都能找到那一片存在於每個人內心的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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