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樂團本樂季將推出兩場《向大師致敬——一代巨人彭修文》音樂會，演出共十二首大師的力作，其中三首是為香港而作。上一次舉辦大師作品專場已經是2002年的事。此時重聽這些作品，最大的意義是樂團已今非昔比，更為磨合之餘，十年樂器改革，讓聲音更為豐滿、精準，將大師作品以專場演奏，由與大師有逾三十載交情的閻惠昌親自演繹，此其時矣。

民族樂團一代宗師彭修文（1931-1996）集指揮、作曲於一身，讓人想起同樣雙棲身份的馬勒（1860-1911）。但馬勒有像維也納愛樂樂團等一流樂隊演奏他的作品，彭氏則幾乎從零開始。這還不算過程中所經歷時代的顛簸，例如童年時抗日戰爭和喪父之痛，十年文革期間受關押、洗廁所等折騰。其藝術歷程之崎嶇，是西方音樂家們無法比擬的。

更讓人吃驚的是，彭氏並沒有經過音樂院校正統訓練，他的二胡、琵琶等音樂基礎都是通過親戚、中學老師教導。沒錢買琴就親手砍樹自做。但憑著對音樂的熱忱和天才，這位自學年輕音樂家很快便掌握吹拉彈唱等樂器。五十年代初當他為電台民樂隊演奏員，隨民樂隊從重慶調到北京，參與新建立的中央廣播民族樂團，1954年便出任指揮，從此走上民族管弦樂的不歸路。

以上簡單的背景介紹，對理解和欣賞大師的音樂風格與內涵，十分重要。彭修文有別於任何作曲家或指揮家的，是他的創作、指揮、建團（包括樂器改革）是同步、三合一整體的。他的作品，無論是配器或曲式，都帶有一定程度的實驗性質，講求效果多於理論。正是不受理論束縛，他設計的民族管弦效果可謂前無古人、新穎而自成一格。

就以大家熟悉的《將軍令》和《瑤族舞曲》為例。兩者都是彭氏於1954年創作、即最早期的精品。前者是傳統戲曲曲牌，以吹打樂描繪將軍凱旋回朝的威武，斑斕的配器，末段配以低音弦樂加速節奏，讓人耳目一新。後者則移植改編自1952年西洋管弦樂版本，經大師潤色，優美的旋律以民樂演奏更為抒情，尤其大量採用彈撥聲部（例如開始時主題第二次出現以琵琶輪指彈奏），讓人神往。七十年代進一步改編為大型管弦樂，敲擊和吹管有所增強，鮮明的對比讓載歌載舞的效果更為突出。

大師的早期作品以1961年完成的《月兒高》為代表作。這首改編自琵琶獨奏古曲超越了為單音配器成立體管弦樂，而是通過樂隊各聲部之間的重奏而產生的色彩，配以音量和節奏的起伏，成為一首近乎印象派幻想曲，但又同時秉承中國傳統的「起、承、轉、合」，表現出月亮從東昇到西沉的九個標題，同時意境無限。例如最後三個重力和弦，道出古曲「玉宇千層」那磅礡氣魄的同時，亦儼如面對全國飢荒時局，無奈的慨歎三聲。此曲後來用於大師的追悼會上，可見其地位之高。

《二泉映月》和《豐收鑼鼓》是大師七十年代初文革時期復出後的創作。前者改編自阿炳的名作，與吳祖強管弦樂版本同樣於1973年完成，通過音樂抒發對時政的悲鳴，二胡如泣如訴的琴音，配以樂隊尤其彈撥叮鈴伴奏，更呈淒清。後者據稱是民樂團以至大師文革時期的救命草，以鑼鼓喧鬧、優美旋律描述收成的喜悅，贏得官方認同，重新出發。

文革後，大師以歷史題材進行創作方面，《不屈的蘇武》和《秦‧兵馬俑》幻想曲是代表作。前者是三個樂章的協奏曲，敘事性強，例如開始時烏雲蓋頂的佈局，增加獨奏胡琴的孤寂無援效果。所採用的民歌、古琴音樂素材，讓作品更富親和力。後者可以說是大師最著名的原創大型作品，這次通過改良過的低弦，應更能發揮行軍儀仗的威嚴，以及蟻民的無奈，數千年如此蹣跚前進。

同期創作的精品還有獲1983年全國一等獎的《流水操》。這首根據古琴曲描述長江從小溪到大河的交響詩，有若捷克作曲家史密塔納的《摩道爾河》，只是更發揮我國彈撥樂器叮噹效果。加上大師寓意深邃，聽者宜揣摩更深層次的弦外之音。

這次專場亦安排一些大師比較罕有演出的作品。例如他在八十年代寫就的《十二月》組曲，這次將選奏其中的正月、四、七、八月。正月的《元宵》副題其實已道出民間喧鬧的內容。《八月——晚來香》是大師深情回憶童年外婆唱兒歌的情景，其中委婉之情，從開始笛子音符一起已油然而生。除了十二月，大師亦寫四季。我們很榮幸，其中《夏之夜》取材自香港，名曰《太平山下不夜城》，採用不少粵、潮音樂素材。此曲乃大師帶同樂團1982年首訪香江而作，當時首演還有《靈山梵音》，因為找不著原譜，臨時以原名另寫一曲救場，出來的管弦效果絕對大師級，其中木魚和彈撥樂器的互動尤其新穎，最後加入人聲吟唱亦為一絕。

1993年首演的《春天隨想曲》是大師最後作品之一，專門為當時中樂團柳琴首席阮仕春成功改革雙共鳴箱高音、中音、次中音柳琴而寫。

由此再次證明大師對樂器改革的肯定，冀望大師對他有份無緣的香港中樂團，在繼承他發展民族樂團的夙願，以全套環保胡琴演奏他的作品，在天上報以滿意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