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
七月份看同流重演《野豬》，發現本來是寓言式的劇情，卻處處彷彿在映射當下政治實況。若非明知這是兩年前初次公演的劇目，沒差點以為戲是為香港當下度身訂造。
情節虛設在幾千人在一次工程意外喪命，消息竟然一直被掌控遮掩，口述歷史家努力保留建設計劃漏洞的真相，卻連人帶記錄一夜之間「被」失踪的情景作情節線的藥引。對於「被」失踪、「被」自殺一類的名詞，香港觀眾絶不陌生，不難聯想到種種近來港人直面的噤聲和白色恐怖。報館總編堅持找出真相，卻在公共平台發聲的重要時刻遭槍擊，全劇開場的背景設定就是這如在目前的滅聲脅迫中拉開：開場的一幕，中幕未開，燈光全聚焦在陳永泉所飾演的報館社長身上。他義正嚴詞地戳破政府的欺哄，台後隱約傳出仿似鋸木的聲音，有一下沒一下，細聽似乎在摹擬野豬的叫聲。野豬是劇裏象徵追求自由的群眾的關鍵意象。這雙調的處理，具體建立了渴求自由的群眾的聲音，有時並不討好，甚至有點刺耳。這場景的焦點預備，的確易於使人對號入座，尤其是在繼阻止東北計劃衝立法會大樓，再而七一上街後預演佔中有人被捕的這種時候觀看。本文發表之時，更在中央對普選「落閘」之後，再回顧此劇的重演，自又看出深一層的寓意，甚至領悟到劇場預言性的價值。由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劇場重演除了對創作的美學追求有所增益之外，還不時帶著體現隨著社會演變而作思考的關鍵價值。
事實上，此劇在2012年首演，編劇莊梅岩因有感業餘劇社宣傳以「六四事件」為題材的話劇受傳媒阻撓而引發創作動機，把傳媒自我審查即或化身成虛擬的「地下城計劃」工程事故，劇中政客一味吹噓的「美好都市」遠景，在今年觀看，特別容易讓人聯想到當下香港政制的桎梏。何況，場刊上特別矚目的敏感的對白，例如：社長不自覺吐露歷史真相要有很多人配合才可以完全隱藏。女主角一直視社長為愛慕敬仰的對象，而她作為攝影記者擅於捕捉城市變遷擦身而過的真像，卻感慨一直在同一個地方生活，會變得不敏感，不熟悉這地方。吊兒郎當的記者跟隨社長尊他為師，學會為真理發聲，卻未能勇敢面對自己感情的現實，在社長和社長太太（女記者）的三角關係糾纏不清。他那句「這種時勢一係就無畏無懼（有安穩生活者無懼失去已擁有的一切）一係就要真正自由（暗示單身沒負擔的人就可勇敢站出來奢言爭取自由）」。這是對當下香港人的心態何等正中要害：中產的平穩取態如何難以毫無顧慮地站在抗爭的前線。莊梅岩的劇本近來得到廣大讚賞，相信與她挖掘真相背後，總有人性的愛恨裹纏不無關係。三個主角的三角戀為爭取言論自由的單一論述增加了人性軟弱對命運的擺弄。或許由於這段戀曲的穿插過於象喻性，演員處理情感線時反而顯得有點吃力。
另外代表基層人民的肺腑話：真相不是他們關心的，自由只是政客的口號，對他們來說從來沒有出現在現實生活裏。他們心裏關心的是愛情、婚姻、工作、生活、安定……可怕的是，憤然要揭穿政府建設完美都市背後的陰暗面的社長，原來最終也難免懷疑自己的信念，不再堅持揭開真相。他為擁一座巍然聳立的新聞中心，一所號稱最能發揮新聞專業的新聞中心而妥協放棄。導演處理得平穩流暢的戲劇節奏，簡約而富層次的舞台設計，扣人心弦的即席結他演奏，把這些對白突顯出來，讓人驚心動魄。而捉放野豬，以及記者拿了真相記錄逃走，雖然已把情節推向絶對戲劇化的角落，幸好未至走到過於偏鋒。結局正好回應野豬在野，象徵完全的自由，也代表沒有所謂文明機制的控制，沒有因物質（即城市的所謂經濟）而被豢養，才是野豬自由的可貴處。這意象的建構，說不定，是使這近乎寫實的寓言劇有更歷久的延伸意蘊。而所謂社會關注亦因意象建構拉開了現實的距離，劇場的審美便不一定只在其社會性。
同流把《野豬》重演，具體而再次證實，一個具價值的藝術作品，若要成為屬於香港人品牌的作品，必須有持續重演的機會，不斷自我圓熟。優秀的作品固然需要經歷淬礪使之趨向完美，同時，作品在不同時空中不同的演繹風格會產生不同的意義，甚至與時代和社會產生特殊指涉。正如編劇為重演撰寫「編劇的話」所言：《野豬》創作時取材自當時訪問的記者和編輯，哪會想到這個荒誕劇會慢慢變成寫實劇。主角被槍傷，必然讓人聯想到劉進圖給斬六刀的事實；「野豬」的叫聲竟不是純粹象徵，而是「傳遍整個城市」的發聲。可見，同一個作品，在不同時空下演繹，可以如何因時勢的變遷而產生不同而鉅大的震撼。可惜《野豬》只重現四天，又將要收藏。只過了兩個月的今天，若當下再演繹一場，無論編劇、導演、演員、觀眾，自是因時局變數而演繹自是有所不同。
最近聽到一種說法：香港精彩的演藝節目，即或如何成功，也要等十年才可以視為經典來重做。又或近期有機會重演的，多是剛在劇壇奪得獎項的劇目，如最近重演的《教授》、《都是龍袍惹的禍》。又或是一些娛樂型的演出，得到口碑，再從海外載譽而歸。重演亦不時碰上場地安排的困難，可見香港場地限制固然限制重演機會，若沒有意識到，鼓勵重演對培育本地創作有多重要，只徒令本地劇場發展受先天局限。若一味以為是藝術素養甚或軟件問題判論，便不自覺用這種意識形態，蠶食著本地藝術的發展可和深化可能，同時忽略了表演藝術共時性的歷史關係，每次演出都可能與現實變遷連繫，使一齣劇在不同時空產生不同的審美價值，並與生活和社會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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