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政治之間的距離，到底有多遠？當以色列編舞家賀飛雪．謝克特，將舞作名稱《Political Mother》直接冠上「政治」（港譯《怒滾狂舞》）這個冰冷堅硬的字眼，並且在歐美主流劇院的演出中廣受好評，更從2010年全球巡演至今歷久不衰，這個結果除了證明其藝術層面的成功之外，作品內容開始可以大方談論政治，似乎也是當代舞蹈的一個潮流趨勢。

 

回顧舞蹈的歷史，舞蹈從民間的祭典娛樂，向上發展到皇宮貴族的品味欣賞，再返回今日舞蹈的多元解放，這條路線本身某方面來說，跟民主的發展歷程不謀而合；於是今日舞蹈欲彰顯的主題，已非過去抽象式純粹美感的追求，更開始關心人在社會中的實際存在問題，這樣的發展自然無法離開「政治」，所以《怒滾狂舞》編舞家謝克特認為，當代發生的每一件事情，其實都跟「政治」有關。

 

政治該如何定義？舞蹈與政治之間又如何相遇？這些問題不可能在過去的舞蹈作品中毫無碰觸，但是明顯開花結果的，可以從翩娜‧包殊的「舞蹈劇場」開始談起。翩娜的作品將平民百姓的生活搬上舞台，作品《穆勒咖啡室》（1978）描寫小時候家裡開的咖啡店中，那些渺小卻充滿感情的人們，這個看似溫柔感性，實則為舞蹈形式開了一扇重要大門的作品，奠定了翩娜與舞蹈劇場的一片江山，如此將舞蹈的話語權下放到平民百姓，跟民主社會的一人一票相同，都是「政治」後的結果。

 

而這個作品其實是受了老師科特．佑斯的影響，佑斯的《綠桌子》（1932）是現代舞中第一個提出政治主張的作品，舞作以一張桌子環繞十六個舞者，內容對於當時德國的納粹主義與戰爭提出反省，直接以反戰作為舞蹈主題，翩娜還曾經是其中的一名舞者，擔任一個兒子上戰場的母親角色。深受佑斯影響的翩娜，後來更與舞團啟動了一個長達十五年的「進駐城市」的創作計畫，每年在世界各地選定一城市駐地，然後創作出與該地相關的作品；雖然翩娜作品秉持一貫溫柔且充滿愛的人性關懷，但筆者還是好奇這一系列作品中，關於跨地域、跨文化的政治面向。

 

當代舞蹈的政治面向更為廣闊，這裡列舉幾個例子。首先是以女性/身體為創作題材成名的荷蘭女編舞家布洛可，作品《Co(te)lette》（2007）中只有三個女舞者，她們在全白的舞台上，不斷在女性具有標示性的身體部位，以極簡主義的反復動作，以及身體裸露的展現，來表達女性的情感與慾望。這個極為成功的作品，挑釁社會對於女性身體的情慾與物化，大膽表現女性被禁錮的內在真實，以及肉體無罪的主張，挑戰了舞蹈歷史中對於女性身體的傳統觀念。

 

這種將舞蹈回歸到身體（不著重舞蹈技法）並提出政治主張的創作手法，法國編舞家謝洛姆‧貝爾是箇中好手，他在1995年創作的同名作品《謝洛姆‧貝爾》，簡單四位全裸的舞者加上一盞燈，就構成了演出，全場沒有人跳舞，只是在牆上寫下名字、字母、數字等符號，不斷玩弄自己與他人的身體、皮肉、毛髮，甚至是排泄物，編舞家用敞開及微觀的方式，完全顛覆了舞蹈的定義，並重新提出身體（包括其思想）才是舞蹈作品的主角。

 

談舞蹈的政治性，於1986年成立的英國DV8肢體劇場，其量少質精的作品，幾乎都帶有政治性，最新的兩個作品乾脆直接談論政治。《To Be Straight With You》（2008）是用田野調查的方式，採集有關同志、愛滋相關人員的話語，拼貼成一個作品，作品看似沒有創作者的任何一句話，但是卻成了強而有力的政治主張。三年後的《講唔講得先？》，延續上個作品的紀錄式舞蹈劇場形式，但處理的議題卻是更為敏感，內容是關於一連串伊斯蘭極端教義派的暴力行動，編舞家訪問了包括暗殺目擊者、作家、學者、政治人物、伊斯蘭信徒、一般英國民眾等人物，並將他們的回答錄音，剪裁成表演文本。

 

在即將上演的《怒滾狂舞》中，編舞家用融合東西方曲風的重搖滾現場音樂，打造一個無所不在的社會國家機器，籠罩其中的舞者身體只能不安的扭動，隱藏在心中暗湧的情緒，爆發出對生存困境的吶喊，說明了這個時代的政治，真是如影隨形、無所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