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管弦樂團的第四十個樂季，有三個九點鐘音樂會節目：一是「藍色狂想曲」，重點是憑著尖端科技，歌舒詠（George Gershwin）的親身錄音與港樂一同合奏《藍色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二是「差利‧卓別靈――城巿之光」，重點是現場伴奏差利的電影名作。三是「四季‧四季」，韋華第（Antonio Vivaldi）的《四季》（Four Seasons）遇上皮亞佐拉（Astor Piazzolla）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四季》（The Four Seasons of Buenos Aires），在此談談「四季‧四季」音樂會。
《四季》是巴洛克時期的作品，形式上是四首小提琴協奏曲，在近半個世紀生發了許多音樂作品。皮亞佐拉的探戈音樂《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四季》，跟韋華第《四季》沒有十分直接的關係，但俄國作曲家德西亞尼克夫（Leonid Desyatnikov）重新改編四首探戈五重奏，給弦樂隊和小提琴獨奏，他引用不少《四季》的音樂元素，令兩個作品有更大關聯。這兩個作品由著名拉脫維亞小提琴家Gidon Kremer 灌錄成唱片Vivaldi and Piazzolla: Eight Seasons。
當晚的「四季‧四季」音樂會，跟唱片一樣，正是演出上述兩個作品，由港樂的弦樂隊、古鍵琴手和挪威小提琴家Henning Kraggerud演奏（唱片多由Naxos Music出品，以北歐音樂為主）。由於南北半球氣候不同，Henning Kraggerud選擇韋華第的《春》，配搭皮亞佐拉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秋》，如此類推，梅花間竹。
《四季》的演繹方面，Henning Kraggerud傾向強弱對比強烈，描述性甚強，比較誇張。以《春》而論，第一樂章開頭的小提琴三重奏頗為混亂，第二樂章太浪漫化，第三樂章斷句突兀，節奏相當鬆散。至於《夏》，也是斷句太多，為了刻劃風起雲湧、行雷閃電，齊奏就十分有力，但演繹未免誇張浪漫。至於《秋》，第一樂章的速度過於隨意，也許是為了描述農民秋收的醉態。最後的《冬》，就有點格式化，演繹出冬日寒風，用力甚猛。
整體而言，Henning Kraggerud 把韋華第的《四季》變得故事性、音響化，失卻了音樂本身的巧妙修飾及和聲的優美（尤其是巴洛克音樂），這樣的演繹也許更貼近現代人的趣味吧。另一方面，他著重介紹韋華第《四季》在初版樂譜上的十四行詩詩句，但如此也可能將聽眾帶到一個比較單一的方向――原來具有「文學性的音樂」（重點在音樂），變成了「音樂的文學性」（重點在文學性）的欣賞角度，結果可能是矮化了音樂。我們可以問，為了推廣音樂，令音樂更易明白（所謂聽得明），演奏者三番四次的解說清楚，會否得不償失？普及音樂，教育聽眾之時，會否產生誤解和偏見？實在值得三思。
「四季‧四季」音樂會的另一重點，是德西亞尼克夫改編的皮亞佐拉《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四季》。一到探戈音樂，場內燈光轉暗，配合氣氛，方便聽眾感受另一個世界、另一類音樂、另一種節奏。
《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四季》保留了許多弦樂器的演出技巧，例如Chicharra （在bridge下方運弓，聲音如蟬鳴）和glissando（滑奏）等等，Henning Kraggerud的演繹也比較自然（大提琴也吃重），始終現代人的作品，不需再加添太多詮釋，氣氛、技巧和節奏三者把握妥當即可，反而古代人的作品，他選擇大手筆浪漫化。
從《四季》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四季》，兩部作品互相對話，是相當成功的改編，以自然季節氣象為題的音樂作品，韋華第、海頓、貝多芬都有出色作品。韋華第的《四季》更衍生了許多當代演繹和作品：爵士樂、搖滾樂、民族樂器演繹、鋼琴版本、牧童笛版本、長笛獨奏版本、結他獨奏版本等等，各顯神通。至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四季》，我聽過柳琴與彈撥樂團的版本，也有新意。
近年最成功的《四季》新編，是英國作曲家Max Richter的《四季》Recomposed版，解構原作，化繁為簡，只取精要，走向簡約主義（Minimalism）和氛圍音樂（Ambient music），是後現代的新音樂，剛剛由DG推出唱片和DVD，小提琴家Daniel Hope獨奏，是難得的嘗試。
十年前，香港音樂界也有新嘗試，香港小交響樂團及進念二十面體合作的四季音樂會，除了韋華第的《四季》（李傳韻獨奏），還有《四季》的重新編排，包括陳浩然及黎正剛的《春》，梁基爵的《夏》，Nerve的《秋》，李端嫻的《冬》，配合裝置演出和數碼影像，香港藝術家的越界創意從來不缺，只是這樣豐富的對話，旋起旋滅，其後就如過眼雲煙，少有人再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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