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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常把「語言偽術」一詞掛在口邊，日夜辨識當權者如何把弄語詞之間幽微曖昧之處，軟一手、硬一手，配合強硬的武裝力量去統治眾人。硬手段使人恐懼，軟手段讓人迷惑。舞台劇《第三波》(The Third Wave)講的就是「極權是如何形成的」，軟硬兩面兼備——特别是軟的一面。首先出現的問題是：劇作者的位置在哪？故事的主人翁Ron Jones就是劇作者之一。當年他身為歷史科教師，在課室裡以「體驗式學習法」讓學生了解極權納粹，幾乎弄假成真。這事件發生於1967年，那是一個風起雲湧的年代。1976年，Ron Jones已無法繼續當中學教師，當日的事件也漸被遺忘。有天他在街上重遇舊生，對方竟作出「第三波」的敬禮手勢，舊事重提。Ron Jones思如潮湧，把差不多十年前的經歷寫成短篇故事出版。後來「第三波」的故事被改編成不同版本的電影和小說，Ron Jones則在2010年製作了音樂劇和話劇版的《第三波》，不無自省之意。當年參與了「第三波」實驗的學生，也拍攝了紀錄片The Lesson Plan，讓當年被動的「第三波」參與者有一個親自覆述往事的機會。
比較過幾個改編的版本和事件本身的資料，筆者發現了一個看似瑣碎但也可能很關鍵的差異：Ron Jones當年為了回答學生的一個問題而啟動了「第三波」實驗，而那問題是甚麼？在最新的舞台劇版本裡，那問題是：「為甚麼那麼多德國人會否認發生過大屠殺？」，但本來/來自其他版本的問題卻是：「為甚麼德國人會辯稱不知道有大屠殺？」今天德國人不能否認大屠殺，因為那是刑事罪行；但在1960年代，德國仍未作出相關立法。「不知有大屠殺」和「否認發生過大屠殺」的分別是：前者意味著二戰後德國人以無知為由免責於大屠殺，後者則是因無知而否認，或者是自欺欺人。這差異有多重要？這關乎到觀眾怎樣闡釋「第三波」實驗的意義和這劇的結局。
「第三波」的實驗僅持續了五天。Ron Jones最初只是想讓學生嘗試一下極權社會那種追求秩序、以整齊劃一為尚的特性。他一改平時自由開放的風格，板起臉孔，要求他們把桌椅排列整齊，坐下時挺直腰骨，兼且要以敬語「Mister Jones」稱呼自己。他為這群體起名「第三波」，並設計了一個互相敬禮的手勢，就像納粹黨那樣。他本來只打算「實驗」一天，怎料學生十分投入那種秩序感，在第二天「自動自覺」地遵行那些規則。他們在課室外也互相敬禮，吸引了其他班級、甚至是其他學校的學生加入。除了派發會員證，Jones還訂下了三大訓令：「紀律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力量」和「行動就是力量」；又設立了「秘密警察」制度，讓某些被指定的學生告發不守規則的成員。Jones看著越來越多新成員加入，皆奉他為領袖，感到充滿力量，想像可以藉此做更多的事。幾天之內席卷全校的浪潮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彈：包括聰慧的學生（被驅逐到圖書館自修）、直言相勸的女同事，以及半夜潛入課室搗亂的學生家長（二戰時曾當德軍戰俘）。
有些學生雖然沒有被選中成為「秘密警察」，但照樣告發其他同學「違規」之處（即使對方本是好友）；其中一個孤僻軟弱的學生Robert特別投入「第三波」的活動，因為「第三波」給他帶來同伴，不用再孤單一人、不用再受童黨欺淩。那為他帶來了人生意義，他更自告奮勇要為「Mister Jones」當貼身保鑣。意料之外的事情連番發生，Jones決定要終結這場漸漸失控的實驗，卻採用了一種「震撼式方案」，在揭露真相之前，先把謊言吹噓得更誇張、更過份：他在實驗第四天告訴學生，其實「第三波」不只是課堂實驗，而是全國性的青年運動，背後還有一位真正的領袖，翌日將會發表全國演說，帶領他們成為改造社會的先鋒。因此他們在第五天集合在禮堂中，期望看到「真正領袖」在電視轉播中露面，結果卻看到希特勒在螢幕上雄辯滔滔。
老師告訴學生，「第三波」是假的，只是用來讓他們知道群眾怎樣支持一個專制的領袖，怎樣形成一個極權社會。雖然他們要捨棄一些個人自由，但透過排外而凝聚的群體卻使人產生優越感和歸屬感。學生們大受打擊──特別是Robert，因為「第三波」帶給他僅有的同伴和目標，剎那間煙消雲散。但本來觸發「第三波」的問題不是「為甚麼德國人會否認大屠殺」嗎？這實驗所回應的問題卻更像是：「為甚麼德國人會支持納粹執政？」
其實「Mister Jones」並沒有忘記最初的問題。在一手劃破自己製造出來的假象後、在學生還在顫抖流淚之時，他告訴學生：「讓我們用人生中餘下的時間思考『為何德國人會否認大屠殺』的問題」，而且「我們要把『第三波』視為秘密，不要再跟別人提起」。問題來了：若果這課堂實驗不是用來回答學生原先的問題，那麼佔據整齣劇主要篇幅的「第三波」到底所為何事？
再者，「第三波」令人想起另一個惡名昭彰的「史丹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1]。這些無法「完成」的實驗給世人其中一個教訓是：有些實驗是不能做的，連嘗試也不行。然而在劇中，若Ron Jones真的汲取了教訓，知道「第三波」實驗是一個錯誤，知道自己逾越了一條無法以學術之名來辯護的倫理界線的話，他便不會叫學生把「第三波」視為秘密。在短短五天中，Ron Jones被突如其來的權力所誘惑；他以為自己站在「科學家」的位置，能置身事外地管理「實驗」，卻不知自己被權慾捲入其中，也成了被動的「實驗對象」。當他戳破「第三波」之假象時，看來把陷入謊言中的學生挽救了出來，直面真實，並從中體驗到當年的德國人怎樣活在虛謊之中。那麼他大概也有所悔悟，察覺到自己藉著教師的位置去操控學生是不道德的──就在這時候，他竟然叫學生「守秘密」，猶如對後者進行「二次洗腦」！諷刺的是，他這行為不正是更貼切地回應了「為甚麼德國人會否定大屠殺」的問題嗎？
讓我們回到「為何德國人自稱無知於大屠殺」和「為何德國人否定大屠殺」兩者的差異。前者以無知自辯，有可能是為了求存而自我蒙蔽；而且大屠殺是「第三帝國」佔領歐洲多國時一個規模鉅大、牽涉人數甚多的計劃，普通德國國民可以辯稱自己的生活領域確實跟集中營相差甚遠，不知道那兒進行著大規模殺戳。這現象可以哲學家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的「邪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概念來解釋。然而，「否定大屠殺」卻是另一回事；在戰時很多德國人或許真的因為無知，所以否認有大屠殺。但戰後真相被揭露，仍然否認的話，就是說謊，或因無法承受恥辱和罪疚而壓抑了記憶。若果《第三波》舞台劇提出的問題是「為何德國人辯稱無知」，Ron Jones的實驗看來無以回應，因為活動規模仍限於一所中學之內，他所教的一班學生更是群體核心，不能以無知自辯。另一可能性是：德國人不知有大屠殺，但知道猶太人被剝削逼害，甚至有份參與其中。但他們處於「優等民族」的一邊，按政府的指導行事，故此自問不須負責。就像「第三波」中人以「團結就是力量」和「紀律就是力量」為金科玉律，很多德國人以為自己遵從那個「比自己更大的力量」行事才是正確的。二戰時，納粹軍官艾希曼的職責是把猶太人送上通往集中營處死的列車，辯稱只是服從命令，沒有殺人意圖，應得清白。鄂蘭說他「其實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而且「並不愚蠢，只不過是喪失思考能力」。參與「第三波」的學生也帶著類似的「邪惡的平庸性」，把互相告發、打擊異見視為正常，有意無意地躲在名為「集體」的迷霧裡，逃避了個人的道德思考、以及思考的責任。
若果觸發「第三波」的問題是「為何德國人否定大屠殺」的話，「第三波」實驗則更是離題，因為學生們在實驗中並沒有否定甚麼。真正的否定出現在「第三波」結束之後，當Ron Jones叫學生要守秘密之時。現實中，Jones在實踐「第三波」實驗和他執筆重提舊事之間隔了差不多十年。他嘗試向自我隱藏那次挫敗，卻被一個偶遇的舊生勾起回憶，教他不得不面對傷痕。畢竟受傷的不只是他，最受打擊的也不是他。舞台劇版和以前的影視改編內容不同，添進了這「守秘密」的一段，顯得Ron Jones到結局時仍未有真正的反省，反而想逃避責任，不惜繼續操控學生──最狡猾的是他以揭穿第一個謊話來掩飾第二個謊話：「沒有『第三波』」。那麼這個跟Joseph Robinette合編的舞台劇，就是要為「第三波」發生後那十年間的自我壓抑（或自欺欺人）懺悔。這樣便解釋到為何他把核心問題的關鍵字眼從無知改寫為否定。
那齣由Ron Jones舊生Philip Neel製作的紀錄片The Lesson Plan也有觸及到否定與遺忘的問題。鏡頭裡的Ron Jones仍然帶著一份罪咎感。比較這次《第三波》的香港演出，飾演年老Ron Jones的演員白耀燦採用了一個「從容回望」的方式來演，年青版的鄭嘉俊最後則是一副「己汲取了教訓」的樣子。這樣的演繹取向，跟整體演出效果是配合的，把重點放在一個極權社會的形成，卻沒有突出Ron Jones持續至今的羞恥感和罪咎感，也放輕了有關否認歷史創傷的微妙心態。
[1] 由美國心理學家Philip Zimbardo於1971年設計的實驗，讓參與者分別扮演獄卒和囚犯，結果他們漸漸失控，假戲真做起來。著明的「路西化效應」(The Lucifer Effect)一詞亦由此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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