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長的「香港文化水平（不足）論」觸動了很多藝術文化工作者的神經，臉書上有反彈聲音，記者亦走訪著名文化人，回應司長對香港文化的無知。其實類似司長的言論我聽過不少了，特別是來自政府官員的，只能說他們其實相當「口徑一致」，所以不特別驚訝，只是思索在這個場合暴露其無知背後的目的。
香港的文化和藝術從來只是康樂的一部份，如資深劇場導演鄧樹榮所說，是一種「社會服務」，因此追求服務的數量和「抵唔抵」一直是潛在的量度指標，官員的言論是出於對本土文化和藝術的不（願）認識和了解，亦一直忽視其發展、累積、教育的成果對滋養和提升社會人文和生活素質所帶來貢獻。
其實司長不需要擔心會「浪費」，因為在其觀念內所理解的「浪費」事情過往做了不少：如政府轄下的演藝場地共廿多個、每年直接資助的包括「九大」旗艦藝團和其他通過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的中小型藝團共三十個。而如何知道情況有多「浪費」？靠的就是記錄這些活動的各式平台，如藝團網頁、年度報告等，而身為演藝年鑑的出版統籌（包括戲劇、戲曲和古典音樂），我早已聽過官員的年鑑「無用論」，相信在他們眼中，年鑑極有可能是「浪費」之首，每年花大量人力物力收集、整理和研究資料，看的人寥寥可數，更別說要銷售，以數量和「抵唔抵」來說，拿到的分數實在太低了。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的工作除了「發展卓越藝評」外，亦承擔「整理演藝歷程」的責任，因為我們相信演藝環境的健全發展，不只於製作在舞台的呈現，之後的評論、整存、研究和教育絕對能回饋創作，年鑑出版在當中扮演重要角色。前政府檔案處處長朱福強對檔案的執著和熱忱常見於訪問中，他強調文獻整存如何影響一個公義社會的塑成，而一個肯承擔歷史和對社會發展有前瞻視野的政府，本應該帶領社會認識和提高歷史整理和資料整存的意識，然而他們卻帶頭示範對文獻的忽視，影響力甚大。這種「阻力」推動我們貫徹地工作，但期待能轉化成為更大的「助力」。
（原載於2014年6月《C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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