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如長河流動不息，歷史仿如一面鏡子供我們回首過去，臨水躬身自照。然而，鏡像又是否再現真實? 歷史是不是一種宗教? 如果是的話，撰寫歷史的人幾乎是上帝了。

觀乎《鄧世昌的歷史故事》，巧妙地把「歷史」與「故事」置於同一個命題之內，既提示了觀者劇場厚重的歷史感，又反過來將歷史放入故事的問號之內，令「大歷史」與「小故事」互為表裡，可以大見小，亦可反過來以小見大。

清末抗日將領鄧世昌與男主角鄧寛的父親同名，鄧寬竟然於試卷中答: 「鄧世昌，中國近代海軍將領，被譽為民族英雄，有一兒子名－－鄧寬。」最後，鄧寛因不滿中史老師的嘲諷，憤而出走，去到一個離島的山洞裡，開始其探求自我的旅程。

開場之時，導演鄧世昌欲以歷史名人的格言巂語營造一重權威性的歷史感，權威出於歷史名人的赫赫之名以及學校廣播所瀰漫的嚴肅氣氛。有趣的是，這些名人經已作古，學生只可以在教育制度裡與古人神交，而鄧寬反而透過出走學校所代表的教育制度而得以親近古人，在山洞裡觀看皮影戲所呈現的「歷史」: 於中日海戰之中鄧世昌如何奮戰如何身死云云都赫赫在目，以劇場中的劇場反問歷史，如鏡像的反照再反照。以此，導演很聰明地避免了直接質疑的尷尬，而且以自己「鄧世昌」之名為戲謔，將開首建構的歷史感以荒謬淡化，且鄧寬之父「鄧世昌」於全劇從未現身，不免令觀眾產生多方想像了，從而叩問「歷史—制度」的權威性。由大觀小，劇場再進一步連結到個人的命運如何接上大歷史的軌道，教育雖然立意將個人納入歷史的話語之內，所有的名言，不論來自德蘭修女也好，來自唐太宗也好，都是「他者」再轉述「他者」之言，一重一重地疏離再疏離。不禁使人質問: 教育制度所傳授的歷史是否萬世不移的真理?

誠然，劇場在有意無意之間折射了「制度」及「反制度」的對立，於舞台設計上亦可見一斑。舞台左面為學校，可視之為制度的化身，朱老師與衛老師於此對現今的教育制度多有針砭 ; 右面為自然的斜坡，反映了脫離制度的原始天性，兩名學生鄧寬與阮嘉卉於此上下求索，展開青春期對體制的反詰。兩條敘事線互為滲透，形成一重隔空對話，以阮嘉卉一角遊走於左右兩邊，提醒觀者兩者的關連，雖然兩者以互不溝通貫徹全場，仍可看出當中若即若離的戲劇張力。

與鄧寬作為對比及映照，衛老師於少時也曾不信任教育制度，最後卻要黯然屈服，甚至投身教育，教授連自己都不認同的內容，只好以「制度」中「反制度」的形式曲線地培養學生批判思考。可惜，最終都難逃被迫辭退的宿命，而且消息透過廣播機械如公文般宣布，諷刺之意不言而喻。教授歷史科可不是偶然的，相信導演有其深意。衛老師就代表了「歷史」本身，就如一面鏡子照見鄧寬與一眾學子將來的命運，以小見大，也同時看出了劇場的循環史觀: 反抗與順應之間周而復始的角力，這無疑帶有尼采的「永劫復歸」(eternal return)的思想。如果「歷史—制度」真的是這樣，人生就只剩下虛無了，如西西弗斯（ Sisyphus ）的故事般永遠徒勞無功地搬石頭。

如果人類真是理性的動物，歷史的發展應該是朝著進步的方向，事實又不然，所謂「以史為鑑」又應該如何理解?

觀賞場次: 2013年12月8日 8pm，香港話劇團黑盒劇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