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龍》仿如一所全球化的快餐店，混合了中式、越式、泰式料理的風情，五位演員扮演不同國家地區的亞裔移民，於十八個場景中分演十七個不同角色，如女人、男人、爺爺、孫女、螞蟻、蟋蟀、外籍空姐、雜貨店老闆等，而且轉換快捷，出入自如，下一刻可轉頭化身說書人交代故事的發展。觀眾於其時投入，彼時又被疏離下去，尤其在「停頓」之時，演員亂入充作故事的解人，在人工化的干預之下，疏離之惑更加明顯。

故事看似枝節繁瑣大兜亂，快速換景令人應接不暇，以舞台調動和演員設置營造電影感，以廣東話、國語、南亞語言、德語、中國方言土話的同台搬演折射國族的模糊不定，對白卻又顯淺生活化，小人物小故事訴說全球化之下人臉如何被壓縮成刻板的印象，世界真固是又平又熱又擠。戲中男女互相反串戲謔，年齡倒置，莫不以刻板的人物、誇大的表情、扭曲的聲線夾敘夾演，所有的人演所有的角色，逼使觀眾以另一視角重新看待「定型」，推翻所謂「已知」的既認。「我像是一刀劃過社會，卻不聲稱其完整性」，《金龍》的劇作家羅蘭．希梅芬尼（Roland Schimmelpfennig）如是說。

演員無需將自身投入角色，因為本身並不存在固定的角色分配，如果有角色，角色就是不停變動的身份，而所謂固定不變的身份早已被集體化抹煞淨盡，所謂的故事已被「說故事的方式」覆蓋、肢解，形成了演繹的自由性，混和了他者與自身的界限。《金龍》以德語首演之時，將德國裔白人錯置為亞裔的低下階層移民，對白人天生的的文化優越性幽了一默。作為一個亞洲人，導演陳炳釗自然難以在這個敏感的話題上再添一筆，避免兩面不是人，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況且，即使是白人扮演亞裔移民也好，亞洲人扮演也好，既然早已脫離了任何一個特定族群的紀實描繪，種族間的剝削與被剝削這一層意義也不必太過刻意了，也不存在矮化東方的人問題與否。再者，東方主義也是一種「定型」，一種歐洲人的話語權，死死跟隨德國的版本，反而更顯無謂著跡，見諸形下。

希梅芬尼認為劇場難以做到如電影或電視般紀實，只可以魔幻與現實互涉的敘事處理，以供觀眾凝視直睹超真實(Hyper-realism)，亦在輕鬆戲謔的幌子下處理沉重的主題，如《金龍》: 全球化之下非法外籍勞工以及剝削與階級的議題。《金龍》其實對觀眾的要求很高，如果觀眾只看到一場玩至死方休的「綜藝節目」，容易輕鬆地陷入「認真就輸了」的陷阱，相信不是導演陳炳釗的本意，雖然這個陷阱也是導演所設，但如何脫去鹿角的任務就要交給觀眾了。大底而言，觀眾要以高度的專注力穿透蒙太奇式換場的干預，在有距離的角色之間找到有機的連結，才可以算合格。如果可以察覺到不同角色之間的權力、利益、位置如何從角色扮演的向度轉移，以隱喻「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主客體交錯互生的曖昧關係，當為上佳者。即使觀眾早早明白現實中的外勞根本不會如台上扮演的光景，重點已離開寫實的框架，躲藏在後設的一角。

角色面貌殊異，追求的卻是同一個夢，一個全球化之下的「美國夢」，地點是不是美國也好，是不是叫金龍的餐廳也好，賺夠錢離去才是最終的渴望。真實的景況究竟是主動地懷抱多重面具的玩味性，是被迫扮演的受害者，對人歡笑背人垂淚，抑或是無笑無淚無愁無喜無痛無所謂不痛地「混生活」下去？於己於彼，這個問題，值得叫觀者再三深思。


觀賞場次: 2013年9月8日 香港文化中心劇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