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戲1+1》以《大女孩》為始，《港式填鴨》為後，由具體至抽象，感人到控訴，小我及大我，這樣的安排十分合宜。無可否認，《大女孩》的劇本較完整齊備，可視之為對亡父的哀悼之作，導演李鎮洲將《大女孩》編在前面，以觀眾角度來說，比較容易進入。反之，《港式填鴨》的題材較為個人化，說的是人生學業、事業的逆境，以及反映了舞台表演工作者的真實自況，當中作為當事人大吐苦水之意不言而喻，題材沉重而可壓卷。

《大女孩》以韋羅莎的頒獎典禮開幕，於台上如星光般展現事業的成功，可說是以個人的致謝詞獻給父親的禮物，可惜之後的鋪排過於零碎，令人難以聯想到「父親」的主題，如以搞笑對白致謝荷里活明星、扮演祖母以回憶童年、在湖邊彈Ukulele等等，無不以個性化標記的台語、國語、廣東話、西班牙口音英語道出非常個人化的回憶。個人的思苦憶甜帶不出對父親的追思，或只有一種淡淡的味道，亦看不出關於父親的隱喻，所有獨立小節難以拼成一幅清晰的圖像，反而似是韋羅莎自編自演自白的成長瑣碎事，父親始終有如陰影一般僅僅沁出朦朧的性格。沒有人知道韋羅莎是不是可以忘記父親離去的痛楚，始終劇場是表演的地方，「真我」與戴上面具的「我」常常只隔一線，而演出的方法卻不是遊走於兩個「我」中間，更應該的是找到自然流露情感的表演方法，即是又要「自然」又要「表演」，對於韋羅莎來說是過於艱難了，難免令觀者看出她的力不從心。

《港式填鴨》控訴填鴨式教育以及藝術資助政策等等議題，明顯以帶出議題為意向，繁多的舞台技巧如燈光、裝置、多媒體為主導，故事性不強，代之以意象先行，嘗試非線性的跳躍式文本，可惜效果卻不如人意。

於劇本之上硬扯進梁振英、學民思潮、黃色吹氣鴨子、「我要真普選」的橫額，以廣角多元的密集符號不痛不快地訴說，難免落得空洞的口號化，不啻抹去了反思其中單一議題的觸角，令所有議題顯得平面。誠然，李穎蕾或有將所有混雜的社會性符號「擺上台」的勇氣，但野心太大，反而被議題的多樣性限制了劇場張力的推演，眾多符號又不能昇華為抓得緊的意象，只落得各自表述的曖昧。同樣的各說各話亦見於表達手法，最明顯的莫過於李穎蕾於台上跑圈，形體動作運行之時字幕同時解說，可是兩種媒介互相重疊之下帶不出新的意思，反而顯得字幕的多此一舉。投影機的字幕或可化為代表教育及制度的象徵，可是李穎蕾平白浪費了，可說是「捉到鹿不懂得脫角」。

《女戲1+1》沒有1+1的加乘效果，《大女孩》和《港式填鴨》畢竟迥然不同，同台演出只因同為李鎮洲執導。雖然以「女戲」作為共通點，兩劇對父權話語卻呈現出兩個不同的面向。大底，《大女孩》是思念父親，父親對韋羅莎的影響雖然被刻意壓下去，卻壓得人人可看到是有意的經營，父親的浪漫、感性、風趣卻是可以感知的，或可視為對父權的或依賴或抗拒的矛盾性。另一方面，《港式填鴨》訴說的父權是巨大的制度，雖然以超大型佈景（黃色吹氣鴨子、「我要真普選」的橫額、大「聲公」）為戲謔的手段，卻消不去反抗無力的無奈，而指涉的是所有人，以女性的角度論之是靠不上譜的，明明白白是一幕女性演出的獨腳戲而已。

《女戲1+1》、《女兒紅》、《女煮人》相繼誕生，蔚然成風，以「女」獨挑大旗是否能成為香港劇場界的新生氣象? 筆者只想拋出一個問題，不敢斷言，還待有識者詳述。

觀賞場次: 2014年03月06日 8:15pm，香港大會堂劇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