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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在這場演出中欣賞到斯特林堡筆下的《茱莉小姐》，那麼你可能會失望。不過，或許當你欣賞完整部作品，你又會感到驚喜，因為你所看到的是屬於斯特林堡的一顆故事種子在南非這塊遙遠又陌生的土地上生根發芽，長出一株屬於南非這片土地的豐茂的大樹。
在這部由艾瑤•花柏編劇導演的《茱莉小姐》中，故事從19世紀末的瑞典被搬演到了21世紀的南非，原作中伯爵的女兒茱莉小姐變為了南非一個白人農場主的女兒，而原作中油滑世故並擁有一個時髦的法語名字的僕人讓也在新劇中有了一個更符合其黑人農工身份的普通名字約翰。同時，最值得注意的是原作中被斯特林堡賦予牧師作用的女廚師克裡斯汀在新劇中被塑造為一個黑人母親，她不再是僕人讓的情人，而是黑奴約翰被茱莉小姐奪去母愛的生身母親，亦是取代了茱莉小姐心中的生母地位的寬厚溫暖的黑人奶媽，這一角色的轉變即可以揭示出這部新作與斯特林堡的《茱莉小姐》之間的不同。斯特林堡在《茱莉小姐》中所展現的是19世紀末資本主義急速發展之後所呈現出來的激化的階級矛盾，正如劇中茱莉和讓分別描述的夢境，「上升和下降」成為整個故事的主題，上層階級恐懼自身的軟弱和墮落，下層階級則渴望顛覆地位並佔有資本，在愛情與婚姻的柔情面紗下是資本主義利益交換的殘酷真實，斯特林堡通過兩性之間的博弈展現出在金錢與地位的誘惑下人的欲望的真實和情感道德的虛偽。而在新劇中，21世紀的南非是一個處於後種族隔離時代的社會，在這樣一個後殖民主義的語境下，資本主義的利益衝突連同種族矛盾一起被擺上檯面，女性不再僅僅作為一個利益爭奪體而存在，她又獲得了一個更具表徵意義的「母親」的身份，茱莉與約翰愛恨交織的兩性博弈除了利益衝突之外，更添增了一種由對母體的依戀而生的有關身份認同的迷茫與掙扎，以及對歸屬感的強調和焦慮。導演花柏巧妙地將身體、女性、土地這三個具有內在聯繫的概念把握為改編的起點與新劇的核心，將「情感—土地」這一主題替換了斯特林堡原作中關於「人性—金錢」的探討，使得《茱莉小姐》這部經典作品在全新的語境下獲得新生。
由於女性的身體在這部新劇中被賦予了較原作更為豐富的含義，因此在原作中被迴避的身體衝突在這部新作中得到了直觀且強烈的展現。如果說原作中最震撼人心的是作者所展現的人性的真實的虛偽。那麼，在這部新作中，給觀者帶來強烈震撼的就是導演及演員對身體的強烈表達。導演在表演設計中所運用的一些現代舞的元素加強了劇作中躁動不安的氣氛，演員強烈的呼吸與顫抖也使觀眾彷彿感到了人物壓抑中的慾望與情緒的醞釀，身體的激烈對抗與無助的相擁使人分辨不清強姦與做愛的區別，在身體表達中極盡糅合的愛恨情感與原作中的虛偽矯飾的調情迥然相異，呈現出一種更具有情感魅力的人性的複雜曖昧和頗具有命運意味的悲劇感。值得關注的是，艾瑤•花柏這一女性導演的身份也為我們理解斯特林堡的原作與這部新作之間的區別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視角。與斯特林堡「厭女」的態度及其男性視角極為不同的是，花柏所塑造的茱莉小姐帶有鮮明的現代女性特點，茱莉小姐對男性的憎惡不再是通過孱弱矯飾的撒嬌獻媚來達到控制男性的快感，新劇中的茱莉小姐是具有男性氣質的，她通過自己的獨立、強悍、勇氣來實現對父權的超越和替代，儘管在許多時候她的獨立和強悍也顯露出外強中乾的軟弱，但相比原作中茱莉小姐完全放棄自我意識的自殺舉動，新作中的茱莉小姐毅然決然將鐮刀刮向自己的子宮的自殺行為則表現出極度自我的女性意識，這種大膽獨特的創作表達令人震驚，究其緣由，也只有導演艾瑤•花柏的女性身份能夠解釋其中所表現的對女性身體和女性情感的高度自覺與敏感。同時，由於導演的女性身份，原劇中的兩性關係也得到了新的解讀。斯特林堡筆下的女性具有趨炎附勢的自私、狡黠和放蕩：茱莉家族的貴族身份源於其祖先的一頂不體面的綠帽子；茱莉母親的背叛導致朱莉父親的破產。從歷史的深處推及現實，斯特林堡似乎想讓女性來承擔資本主義社會的原罪，而茱莉的自殺像是一場向上帝懺悔的謝罪。新劇中，花柏塑造的女性則分享了大地母親忍耐寬容的氣質：土著黑人祖先的靈魂在劇中徘徊不散，以一種宿命的眼光悲天憫人；茱莉的母親深愛這片土地，最終因為無法忍耐丈夫的暴力和土地之殤而用獵槍自殺；約翰的母親，茱莉的奶媽克裡斯汀更以一種土地的包容等待時間撫平創傷。這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塑造都將這片被征服的土地的悲傷與女性的悲劇命運聯繫在一起，而作為整部作品的結尾，被茱莉的自殺所震撼的約翰穿上了主人的靴子，一隻手舉起獵槍，一隻手舉起鐮刀，「不再畏懼他的辦法，就是變成他。」終於，約翰在這些受難的女性面前的指認了自己的罪。不知花柏是否有意識地將整部作品落足於一個女性主義的觀點，但這種表達與塑造確實使這部《茱莉小姐》更多了一重女性主義文本的維度，獲得了獨立於原作的思想內涵。
當然，無論是從劇本的打磨亦或是演員的表演上，花柏的《茱莉小姐》仍有不斷提升的空間。竊以為由於新作在主題上包含了更多關於身份和歸屬的矛盾掙札，削弱了原作中關於「上升和下降」的夢境的諷刺力度，所以仍然以「上升和下降」為主題的夢境在新劇中失去了原有的力度而顯得有些疲軟，如果能將夢境的內容改編地更符合新劇的主題，那麼這個在原作中具有點睛作用的段落亦能在新劇中成為充滿力度的讖語。不過，我以為一次成功的改編即能夠與原作進行一種互文性的閱讀，讀者既可以從原作出發去理解改編作品，又可以反過來通過改編的作品再次理解原作，就像是從不同的時空進行眺望，每一次眺望都能夠更加清楚地確認和理解自身所處的位置。在觀看艾瑤•花柏的《茱莉小姐》時，斯特林堡的原作就像是照亮舞台的那盞頂燈，那盞燈雖非我關注的焦點，卻引導我去觀看光線投射的深處。當演出結束時，我彷彿感到斯特林堡的《茱莉小姐》也一同隨著燈光的熄滅而在我腦中謝幕。這一刻，我想這部改編作品應該算是成功了。
筆者注：文中引用的《茱莉小姐》的台詞無法保證精確無誤，僅是作者於觀劇後回憶記錄的大概內容，特此說明，如有引用錯誤之處還望指出以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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