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4年3月 藝評筆陣
當戲劇(Drama)想要脫離文字的束縛成為劇場(Theatre)，當劇場（或後戲劇劇場）是由舞台上眾多劇場性元素的組合所構成，而在這些不斷擴張的劇場性元素中，身體便成為表演者與現場觀眾，具有同質性、最具感染力的交流工具。身體是表演藝術的核心，並且身體非常誠實難以偽裝，上個世紀的劇場大師，無論是葛羅托夫斯基的貧窮劇場、亞陶的殘酷劇場、鈴木忠志的生物性能量……對於舞台上身體表現的訓練方法之鑽研與成果，相信劇場人並不陌生。當然，舞台上的身體也並非一定要張牙舞爪、血脈賁張才算有表現，法國的「不跳舞」運動，常常是拿靜態、或者是日常的身體來做文章，畢竟，大眾的身體往往只是後者。但是，反抗的身體，無論劇場或在生活之中，卻必須是真槍實彈，無法有模糊的空間。
筆者來港前夕，台北「318學運」已經進入第四天，出發前在網路讀到一篇由台大社會系教授李明璁所寫的「革命，必須先革自己僵固身體與缺乏想像的命」，文中對於井然有序、大家乖乖排排坐的學運現場提出批評，提出「革命不是靠甚麼感動自己感動他人的話語，不是維持秩序愛與和平守規矩，不是仰賴媒體再現或網絡口碑的社會觀感……不是乾坐集體想像何時會被警察扛走但我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有夠悲壯。革命，必須先革自己僵固身體與缺乏想像的命」。結果隔兩天的凌晨，果然傳出激進派的學生，衝進行政院進行佔領，並且發生接下來的警察鎮暴流血事件，而這場發生在夜晚、夾雜著驚恐、殘暴、血腥的身體祭典，一如希臘悲劇中的高潮，參與者和觀者之情緒由此從一路由突轉、恐懼到昇華，也大致決定了整場運動的攻防，勝負一目了然，民主暫時保護住了正義。這裡要強調的，沒有身體真實且殘酷的參與，反抗只是一個腦內的想像，從來未曾發生。
在此情境之下渡海，來看香港藝術節「新銳舞台」，由中國導演田戈兵、香港編劇馮程程合作的《鐵馬》，筆者不禁在真實社會與虛構舞台之間，產生了諸多感慨，思考著關於劇場（或街頭）中的身體反抗。
本劇導演以維護街頭秩序常見的工具「鐵馬」（鐵欄杆），作為整齣戲的主要意象，並強調「香港可能是世界上『鐵馬』最密集的城市……因此，我們覺得可以嘗試將《鐵馬》當作一個很香港化的文本來使用」。言下之意，暗示香港所受到的某種高度控制，這種屬於城市高度密集人口的生活秩序管理控制，看似維護大眾利益的管理，但其實是某些意識偷渡滋長的溫床，特別是在習慣儒家階級系統的華人社會，譬如前述所提，台北「318學運」中，學生有禮貌有秩序，分區排排坐的抗爭，明明是憤怒，但卻還要壓抑住身體的自然反應，而這到底是透過甚麼樣的意識，約束著反抗者的身體呢？
很明顯地，田戈兵想以一種無秩序作為「鐵馬」（當權者工具）的顛覆，整齣戲以七位演員以角色各說各話、眾生喧嘩的開始與結尾，之間一路以總體劇場的形式，將無線性邏輯的演出，分權給眾劇場元素，服裝、音樂、燈光、影像、道具、身體、語言等，以一種非常即興的方式，故意後設挑釁的姿態，玩弄劇場、劇場史、劇場理論、演出、電視劇……演員本來有角色，但角色很快就消失，演出剛要進入情境，但很快便自我戳破成為表演；內容並且五花八門，從鐵馬偽記錄片、施壓者與被壓迫者、勞動人民與機器、集會遊行的目的、孕婦闖香港攻略、香港沒有光、到跟觀眾談呼吸、帶觀眾做運動等等，兩個小時的時間各式花招盡出，任意組合片段、相互間邏輯性薄弱、甚至片段中也語焉不詳，偶而出現小小靈光，看得真是眼花瞭亂。不過撇開這些表面的形式，筆者想談的還是根本性的身體，究竟當《鐵馬》想要在劇場裡，擺脫文字文本的束縛，標榜「身體就是文本」（編劇語）之時，舞台上演員的身體，究竟表達了怎麼樣的文本？又傳遞了如何的訊息？
導演刻意挑選了偏向舞蹈、形體劇場、身體行為藝術的演員，以身體表現為表現主體的企圖昭然，但舞台上實際呈現出來的表現，顯然是一個雜亂、缺乏語法共識的身體，這份共識不是非得要整齊畫一，而是觸及核心的身體理念，並且這個核心理念內容的表達息息相關。演出一開始，導演就想破壞傳統舞台表演本身，自我解構了即將進行的演出，接著並且一路不斷破壞、挑戰各種既成形式與觀念，語言不一定需要邏輯、演員不用有角色、故事不用完整、提問不必回答……這些種種的「不」，卻無法滲透到真正的身體之中，導演擺明挑戰觀眾，但卻忘記挑戰、破壞演員帶著社會性的安全身體習慣，以致於語言上的種種攻擊，在沒有身體的支撐之下，只能成為不著痕跡、過眼雲煙的表態，反而顛覆掉了自己的顛覆。
回到上一個提問：到底是甚麼樣的意識，約束著反抗者的身體呢？如果是台北「318學運」中的學生，他們其實是有意識地（在衝進立法院的時候，並非如此），在成功佔領之後，為了贏得更多民眾的支持，選擇了一個最安全、最能被中產階級接受的標準，是一種乾淨、秩序的反抗，一種園遊會式有各種花邊，可以提供媒體消費，以便順便夾帶訴求於媒體的相互棲息，一種成熟世故的年輕世代學生運動，交出身體的權力，來交換運動的成功。而（華文）劇場呢？
其實我們已經看太多輾轉隱喻的「擦邊球」、調侃後又自圓其說的社會諷刺、甚至是躲在自己房間裡呻吟的軟弱反抗，他們自我舉行了反抗的儀式，有的成為中產階級的出氣桶，有的只是反抗自居者的安慰劑，當然也有贏得實際的票房（很諷刺地）。筆者認為這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大腦（想法、概念……），而是在於劇場缺乏真正憤怒的身體，因為它被整個社會體制牢牢地馴服、統治。
希臘悲劇其實早已告訴我們，通過身體的犧牲，正義才被體現，前輩劇場大師，更不斷從身體建立理論。劇場中的身體很難說謊，而身體如何反抗？恐怕是《鐵馬》，或者「318學運」，可以思考的問題。
本網站內一切內容之版權均屬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及原作者所有，未經本會及/或原作者書面同意，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