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個冬日星期天，過百位聽眾出席由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舉辦的「庫藏文化：藝術資料整存和統計的策略、實踐與發展」交流座談會及工作坊，細聽一個個在香港或外地保存藝術資料的故事。主辦單位策劃工作坊流程，以回顧香港文化庫存現況為起點，再借鑑澳洲「悉尼戲劇院」和台灣「雲門舞集」的他山之石，最後放眼大中華地區的文藝統計與檔案整存，兩岸四地的經驗互為參照。
令筆者意外和感動的是，每個故事承載的情意，對藏品的情意，對藝術的熱情，對歷史的執愛。同時，講者們說到峰迴路轉處，每份藏品得來不易，經營資料庫漫長作戰，以「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描述也不為過。聽過這些故事，筆者開始覺得自己在圖書館看見目標資料，那種「我找到了」的故作激動狀，實在太小題大做，也太自我中心。千萬讀者的「我找到了」，都要感恩於有心人的保存工作，更要依賴個別藝團、官方機構乃至法例的支援。
相信稍有涉獵香港藝術的朋友，對亞洲藝術文獻庫、中國音樂資料館、《香港視覺藝術年鑑》、《香港戲劇年鑑》和中央圖書館的香港音樂特藏應該不會感到陌生。殊不知這些資料庫和年鑑出版計劃大多始於九十年代，九七回歸前後各界急欲書寫香港故事，頓然發現史料散迭，書寫藝術史僅靠口述歷史及私人網絡蒐集資料，實在需要保存檔案紀錄。歷史的驅力成就、推動文化資料整存的任務。危轉娣憶述亞洲藝術文獻庫（AAA）成立於2000 年，籌備數年，廣邀收藏家和藝術家捐出文獻，AAA 於 2003 年正式開放；後於2009 年度發展電子資料庫，方便本地與海外研究者在網上瀏覽藝術文獻。危指出，保存文獻是重要，讓使用者認識文獻在藝術史的定位更為重要。故此，她選擇使用樹型結構（tree structure）管理檔案，確立文獻的必須描述及附加描述資料，系統地建立文獻與文獻的網絡；使用者即使不熟悉藝術史，也可從描述得知梗概，從而發掘文獻與藝術事件的扣連。余少華談到中國音樂資料館已成過去，令人唏噓。話說當年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幾位教授於 1965 年成立中國音樂資料館主要為教學用途，讓學子們見識中國歷代音樂變化。余提到歷代館長張世彬、黃奇智、黃翔皆是中國音樂史專家，珍貴藏品包括書籍、手稿、曲譜、錄音、樂器，以及訪談紀錄等，全是知音人的寶物。余感嘆自己成為最後一任館長，皆因現今大學體系對於檔案整存工作並不支持，一己之力並不可能收集、整理和收藏眾多音樂資料。若非得到中大圖書館支持，卞趙如蘭等藏品和任白粵劇藏品均無緣面世。余盼圖書館系統或官方單位專責長期收藏保存工作。
莫家良稱《香港視覺藝術年鑑》出版計劃源於香港藝術發展局的邀約，當時他「拍心口」答應擔任創刊主編，策劃年鑑兼顧當下和過去的路線，劃分有「專題論述」探索藝術史和現象分析，以及「視藝紀事」記錄展覽、交流、教育、研討會、出版、奬項和拍賣數據。莫提到年鑑由紙本印刷的磚頭年代到現今紙本與網站互補的過程，訴說從紙本和電子版本之間取捨，數位化的挑戰與探索。然而，最困擾莫的是，出版計劃收集得來的藝術文獻無家可歸。文獻年年新增，家中辦公室空間始終有限；即使把藏品捐給中大圖書館，也得由館方挑選部分文獻永久收藏。鄭學仁從 2001 年參與由公共圖書館跟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合辦「香港音樂特藏」計劃，此特藏現已保存逾 82,000 項資料。鄭笑稱每項資料背後故事都「唔簡單」，他就試過為藏品越洋尋親，找到物主後人授權收藏。雖然中央圖書館有先天優勢的公信力，較易得到捐贈者的信任，但是團隊成員的聯絡工作也不輕，努力建立音樂人脈。接收音樂文獻後，專業人員便著手登記、修復歷盡滄桑的文獻，然後編目、製作複本、裝訂。此時，特製複本上架，或者經修復的真品展出，音樂文獻才能正式面世。鄭慨嘆版權條例所限，由於各種原因無法得物主授權的音樂資料，便不得公開展出或借閱，公眾根本無從得知本地曾經孕育出如此音樂珍品。
四位講者提到蒐集文藝資料的苦與樂，更說出香港文藝檔案保存的不足，此地實在需要綜合型藝術資料館。當然，我們可以期待政府填補現時空白。但是，未等到政府出手之前，藝團可以自己動手做資料庫，保存自家藝術歷程。
悉尼戲劇院執行總監 Patrick McIntyre 講述早期由資深員工自發保存演出資料，及後劇團決定投放資源設立文獻室，聘請全職檔案管理員。McIntyre 提醒無論保存實物或電子版本，也牽涉大量工作及資源。藝團需要擬定挑選文獻的機制，確定誰有最終決定權，也要有長期經營文獻室的財政計劃。話說回來，既然文獻室所費不菲，悉尼戲劇院又為何堅持至今？他提出文獻室對劇團內部的四大功能：保存公司發展紀錄、長期管理知識產權、供藝術創作人員進行研究、文獻作為劇團傳訊和藝術教育的參考資料。從 McIntyre 看來，文獻室不但有利劇團自身發展，又可保存澳洲文化遺產、保存劇場史料、側記國家城市變化。
雲門舞集文獻室主任陳品秀提到「雲門」保存文獻的三大法則。首先，保留演出的影像原始紀錄，事先由藝術總監決定鏡頭角度，以求留下完整藝術紀錄；其次，保存作品重建所需資料，詳細記錄每次創作歷程，以利日後重演或再創作；第三，為作品、藝術家寫史，不單保存作品本身，也蒐集相關訪談、評論和研究資料，以呈現演出的不同面向與文化意義。陳更談及「雲門」失火一役，她從災場搶救文獻、盤點修復藏品、重建文獻室的艱苦工作。經此一役，「雲門」採取多點保存的策略，每星期台北台南同步更新數位典藏庫，以求文獻保存周詳。
最後兩岸四地講者交流文化統計與資料庫的現況，以及共同展望華語地區庫藏文化。于國華指出台灣雖然有多項文化統計，如中華民國文化統計、台北市文化指標、台灣視覺藝術年鑑、台灣表演藝術年鑑等。但是，現時政府提倡的文化統計，傾向追求「靚仔」的數據；民間招標模式，文化統計工作或由不同團體接棒，造成統計工作的不連貫性和不穩定性。故此，于擔心這些「文化指標」並不能真實反映現況。曹金燕指出廣東的文化統計雖得到政府支持，但預算極為有限。僅有她一位職員包辦收集資訊、設立資料庫，以及出版報告；故此，各項工作進度緩慢，而且只可做到最基本的收集、略述，無法進一步整理、分析現象。
莫兆忠面對澳門劇場歷史書寫的空白，同時經歷千禧年澳門劇場急劇轉變，故此他懷著好奇與焦慮的心情自發搜集、整理戲劇資料。澳門劇場文化學會於 2006 年成立，結集民間力量蒐集劇場往事、現況數據，更設立「澳門劇場圖書館」，讓公眾認識劇場的過去與現在。此外，莫感激前輩劇人鄭煒明、鄧耀榮、鄧駿捷整存的史料，現階段希望推動、深化澳門劇場研究。莫健偉曾參與《香港創意指數研究》，嘗試以量化方法評估文化發展。他提出借助文化經濟學的文化周期（cultural cycle）模型，探討文化表達、文化生產和文化消費的三大環節，藉此量化分析城市文化統計。業界人士和政府單位或可參考這些數據，規劃城市文化發展策略，但他坦言量化文化活動在學界仍有一定爭論。記錄城市文化發展，無論是歷史文獻、口述訪談，還是量化數字，都是後來者一探究竟的門道。如何記錄，誰來記錄，都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關於藝術文獻和文化統計，說得再多大道理大原則，最終還是關於記錄，關於記憶，關於故事。今天我們有情記綠，明天更多「我找到了」方可上演。
作者簡介：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