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sse Clockwork一月，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我完成了一場「香港國際室內樂音樂節」的演出前講座，走到席間向拿著相機的張志偉打個招呼。這是我和張志偉第一次簡短但真正的交談，就是我們確認了即將要做的訪問。雖然，張志偉的名字，對我而言毫不陌生。差不多十年前，我成為了「香港電台」第四台的雜誌《美樂集》的編輯，每期出版，總缺不了「香港管弦樂團」和張志偉的名字在 photo credit 一欄中出現。

不過，作為音樂人，我和他其實沒有太多交集。張志偉在表演藝術圈中甚為活躍，經常工作於音樂廳、劇場、排練室和各大小舞台上，但我對他的工作、經歷、興趣甚至樣貌，都欠缺基本的認知。

這個訪問的緣起，當然是來自上年 10 月香港管弦樂團和張志偉間發生的一件事。

「當然可以談。」我問這件事，對他而言會不會還很敏感。「當中發生的細節，牽涉到的人和事，我想留在一年或以後才慢慢說出來。但我衷心希望大家討論這件事。我只是一直也不明白，我是事件的主角，卻沒有人找過我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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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到處都是咖啡室，但要找一間合心水的，倒不容易。結果張志偉短訊來約旺角相聚，坐下來才知道，我們大家都是第一次坐這裡。

這裡既無景觀，也沒有音樂。伴著張志偉的，是加拿大作家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所寫的《以小勝大》，和另外兩部自己的攝影作品集。我一邊翻閱他的近作，一邊聽他說說自己。「對我而言讀書很重要；我一個人的思想，可以跟更多人的思想連繫。」他很喜歡看書，還要是非常不同類型的書，而且還很重視身邊的朋友都要看書。但我一邊聽，一邊還是被他給我看的《交換身份》分了神。《交換身份》是張志偉與藝術家鄺寶鈴合作的藝術計劃，書中十二對主人翁，把日常的衣著交換，在別人熟悉的空間，拍下一幀照片。當中的訪問文字，讓人思考究竟甚麼塑造了相片中的「我」，也引人去想，「我」是甚麼。

張志偉特別揭到他也有份上鏡的一頁。「我很想有自己的孩子，很想跟我的下一代分享我的人生，讓他也有精彩的人生。」他和好友 Eva 交換了衣服，穿上了孕婦裝的張志偉，還真的有點彆扭。書中文字寫著他大汗淋漓，體會到帶著嬰孩的媽媽的苦。張志偉的名字下面，有一行細小的字寫著：「一個想做爸爸的男人。」

在未有自己的孩子之前，張志偉已經有很多自己藝術上的孩子。《交換身份》是他的一個孩子，他也是無數年輕攝影師的導師，更莫論他在劇場和舞台上大量的作品。「我份人其實好狼，就是會搏盡衝出去影。」捕捉舞台的瞬間，需要進取的角度，但原來這態度，也是因著他起初接觸的媒體。「我很喜歡拍攝搖滾音樂會，可以在舞台上跳來跳去、追逐拍攝，我更不需要隱形。舞台是開放的，我們可以是演出的一部分。」搖滾音樂會中的激情澎湃，吸引到張志偉對時空和色彩的獨特觸覺，在音樂發生的同時，誕下了迷幻而別具動感的攝影作品。

二十年前，初出道的張志偉，參與劇團的演出和拍攝。「我就是很愛舞台劇。以前在劇團，即使我是當攝影的，也要跟著綵排和圍讀，戲劇怎樣成形，我也就是當中的一分子。」劇團的宣傳，需要優秀而點題的相片，但是戲劇未上演，又何來這些宣傳照？在沒有太多宣傳費的那些年，又或者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實驗劇場，跟著劇由無到有的誕生，令張志偉敏感於捕捉生活動感中的一瞬。

瞬間過了二十年，張志偉活躍於各種演出，古典音樂、流行搖滾、戲劇舞蹈，幾乎每一行業都有人認識。雖然，我們絕少看到他在舞台上演出，但他又似乎無處不在。

左圖是LMF在馬來西亞的演出，右圖是「多空間」在香港醫學博物館的演出《身體空間與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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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 10 月中，在香港管弦樂團的一場音樂會中，發生了這麼一件事：德國男中音戈爾納（Matthias Goerne）在開始了唱舒伯特幾首樂曲後，其中一首完結之時，立即開聲對著觀眾說：「請你不要再拍照了。」一頓，他再補充：「那真的很滋擾。」由於我不在場，但因著音樂會是電台直播，我聽了戈爾納的說話，雖然是把音樂的中斷減至最低，但畢竟也是在樂章與樂章間開口。在古典音樂會中發生這事，實在極為罕見。

網上朋友議論紛紛，說戈爾納阻止的，是樂團的官方攝影師。起初，我感到大惑不解，不明白專業樂團所聘請的專業攝影師，怎會出這種亂子。後來，《南華早報》報導事件，《信報》發表評論，隨後我在《主場新聞》發表見解，認為責任在管理層而不在攝影者。事件在圈中鬧得很大，直至 11 月 1 日，《主場新聞》再刊登樂團的回應，說「對事件感到抱歉。」

「如果那只是一椿小意外，那就根本沒有新聞。」張志偉在回想時說。談話間，我們觸及了中場休息時的一件事，就是一位席間觀眾上前，詢問他是甚麼人。「我在想，作為一個人，就是要對自己負責任。黃毓民能說『我是黃毓民』，是他對自己的承擔，而這種誠實和承擔，其實很難。」

面對上前的質詢，他只是簡單地回答：「我是張志偉」。他說，面對這問題最好的，就是誠實說自己是誰，好讓人知道他在那裡做甚麼。「我留下我的聯絡，好讓他有甚麼問題，回來找我。結果是，《信報》刊登了評論，刊登前編輯沒有向我求證過，當中其實發生過甚麼事。」當然，上前問他是誰的又是誰，張志偉就是在報紙刊登後才知道，文章也就給他當時的態度，定了個調。

「如果是年輕一點的攝影師，或許不知道會怎樣應對，甚至可能斷送了他攝影師的前途。」張志偉回想這事，雖還懊惱於身為當時人，從沒有人找他談論過當時的情形就下定論，卻時常想著這事對他的意義。「回想起來，我倒也很慶幸這事是發生在我身上。作為老師，就是要自己經歷過，才可以給學生啟發，畢竟這種事，不是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他在不同的課程中擔任導師，不單是攝影技術上的知識傳授，還有不少在舞台上下工作的經驗分享，也就是在攝影中尋找價值。究竟攝影是藝術家，還只是事件的記錄者？張志偉認為，這件事讓他和他身邊的人都更好探討攝影者的身分。「以前我會很衝，走在最前，就是要捕捉影像中的細節。現在反而會多了想別人的處境。」

張志偉一直對自己的攝影作品很有信心，就連本來沒有太多動靜、演奏者都有著相同裝束的古典音樂會，他鏡頭下的作品也有著獨特的動感和氛圍。「樂團不希望有衝突型的人，那麼我找了些較為溫和的同事為他們拍攝吧。」而從他愈來愈多的委約，證明欣賞他攝影的人，大有人在。他介紹過自己拍攝音樂會的器材，只是我這個攝影白痴，就是一點也記不上。他向我示範，音樂會中怎樣將相機伏在自己的膝上，但又要感覺到鏡頭前的影像。「很多人有著多年的印象，如此模樣的相機，一定是有聲音的。即使這部相機沒有聲音，那咔嚓聲照樣在腦海中響起。」他說每年都會換器材，一來追上時代，二來也將器材撥給學生使用。

但是，最重要教給學生的，還是對自己的承擔。「每個人都有機會成名和被誤會。直接出聲是重要的，接著就是從中吸收經驗。」整件事對張志偉來說，反倒是提供了思考自己的機會。「沒有這件事的話，依然故我，就變得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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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訪問遲遲不能下筆，不單因為我們談了許久，我筆錄到的，卻很皮毛，總是給張志偉的思想遠遠拋離；更重要的，是張志偉給我的感覺，竟是他不志於活在當下，而是滿腦子都在想著未來十年後的人。

令現在的他忙碌的一個計劃，不是一個又一個的攝影展。他介紹自己是一個「很愛發白日夢的人」，但今次這個計劃，很著地。

他添置了自己的物業。

不過，這個五星級的家，恐怕沒有人會這樣想過。「我會把它變成一個分享的平台。」他說這個家，主題是一個圖書館，讓年輕人來分享知識。「就是住下來，一頭半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現在我們說年輕人沒有地方去住，我想給他們一個靜的地方，去思考前路，去思考藝術，去想象人生。」這個叫作「一念間」的地方，雖然遠在離島，但是除了僻靜的環境適合思考，還有一個向海灘的露台。張志偉一邊拿著自己手繪的繪本，一邊簡介著他的規劃。「這樣我就可以跟沙灘的觀眾，做些皮影戲、講音樂故事。」

他一直有將部分的收入，租一些廉價單位，讓年輕而又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學生，分享居所。就連他的家也這樣與人分享，讓學生、尋找出路的年輕人、藝術路上的人同住。他說這樣做，希望年輕人在命運上有所改變。「我的家人就是圖書館，我很希望和他們分享書本。住進來的年輕人的條件，就是愛讀書。」張志偉說，不是要求他們一定要每時每刻在讀書，但是愛書本是一個很重要的心境，就是愛受啟發、愛分享知識的態度。「我在讀書時都會做些書評，就是留給我將來的小朋友看。我希望他們能跟我討論讀書的心得。實際改變命運的，要靠自己行出來而不是口講說話。」張志偉相信，書本就是明燈。

張志偉說，置業離島，當然有實際的考量：香港市區甚至新界的樓價，畢竟已經是瘋狂的地步；接近大自然，才是重點。「有錢人的下一代，常常要想怎樣令小朋友紓壓。其實寬闊的空間、聽聽大自然的聲音，就是最好的紓壓方法。」這靜舍就是給下一代人短住下來，思考人生，甚至改變命運。

張志偉常常提到下一代，笑說自己年屆四十，就是不停地想自己做人，為下一代帶來了甚麼意義。他把工作的目的，定得很明確：攝影的工作的報酬，就是實踐他夢想的計劃。離島的單位已經買下，接下來就是設計、裝修，進一步把腦海中的計劃付諸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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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麗絲劇場實驗室「2012社區文化大使《環境劇場之天方夜譚》（香港版）」（形象照）

還有一件事令我不明白的，在這個訪談間，他多次提到「下一代」，甚至是「自己的小朋友」。令我驚訝的是，他是真的希望自己當爸爸。在這個生育率不斷下降的世代，張志偉依然相信未來在於下一代。這位小朋友，狹義的，就是他的骨肉；廣義的，就是與他分享過人生的同行者，在他眼中而言，都是未來的希望。

「在舞台劇中出身，令我特別著重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人與戲的關係。因著這班舞台人，我才投身進舞台攝影，在這裡成長。」一輪風雨，工作關係似有調整，但最終無損的，是他對人性的信任，和對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重視。


作者簡介：古典音樂作家、作曲家、樂評人及電台節目監製。
照片提供：張志偉（©張志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