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化審查機制由來已久。1942 年毛澤東在延安文化座談會上的發言為新中國文化藝術的意識形態取向和政策制定奠定了基礎，於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便開始在美術、電影、戲劇等各個領域推動「真正為工農兵的文藝，真正無產階級的文藝」——審查機制應運而生。自 1949 年後逐步建立起來的舉國藝文體制和職能系統，都是在這一思想下的產物，藝術家不再是一名獨立的創作者，而是意識形態的灌輸者，是黨的宣傳者，難以與政治脫開關係。也正因為如此，藝文審查的合理性從未被真正地討論和反省過，這裡有既得利益者們的顧慮，有長期受規訓和洗腦的順從，也有無力感在作祟而表現出的麻木。更不要說黨拿著國家的錢做自用的政治宣傳、為「無產階級的文藝」做「維穩」的嚴重性能多少被看到，比如說每年春節都會上演的《春節聯歡晚會》，第二天的網路幾乎都是對節目和明星的調侃和奚落（去政治化的時代，「樣板戲」已然失效），其中真正的病症，卻被忽視或自我消解。

「刪禁」包含兩種結果。「刪」就是讓創作者修改自己的創作方案，還是可以演出，但需要做出妥協；「禁」是徹底刪除，不給你與觀眾見面的機會。在中國，文化審查從來沒有明確的剛性標準，一部同樣的作品在不同的城市報批會有不同的結果，「被刪」、「被禁」和「通過」都是有可能的。其中當然也有一些模糊的辨認準則，尤其是有經驗的作品申報人員，能一定程度上提出對劇本和演出視頻的修改意見，使審查更容易被通過。一般而言，政治傾向和意識形態是首先被著重審閱的，不能出現敏感的事件和字眼（如文革、六四、茉莉花、新疆、台獨等）；其次是裸露、暴力或太多髒話。因體制的原因，不同時期的政治風向標，不同時機（如奧運和世博會），不同的經辦人員都會出現不同的結果。更可笑的是，如果演出不被通過，可能連通知也不會收到，更不用說是有具體說明的紙面回覆了。

可就是這樣，監管部門仍在不遺餘力地加大管理力度，以為拿到了演出許可就能高枕無憂只是一個美麗的夢。2012 年 3 月北京市文化局就針對已被禁演的《北京我愛你》做出點名批評時透露，將在各劇場安裝攝像鏡頭，以防止演出內容與報批劇本有出入，用的錢當然來自稅收。這他媽的還沒完！隨後，大批文化部的監察者開始加大巡視力度，混入觀眾中用公款買票看戲；又發動群眾成立「看戲大隊」，讓居委會大媽這樣完全不懂戲但有道德潔癖的人去劇場舉報有問題的演出。事已至此，不少看戲的朋友都說：想看戲要趁早，不然沒准就看不到了。

只有在美術館、畫廊、酒吧和已關門的「下河迷倉」實驗劇場這樣的空間中的演出，是可以不通過審查的。美術館和畫廊可以以藝術教育為名，而對酒吧來說是娛樂活動，下河迷倉這樣的地下劇場則乾脆完全免費。可即便這樣，如果是過於敏感或稍有影響力的活動，仍會吸引有關部門前來「關心」。「迷倉電影節」因播放了胡傑的紀錄片《我雖死去》（片中的主角是在文革時期被學生批鬥而死的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相關負責人被請去「喝茶」；張獻主導的頗有影響力的「越界藝術節」在有關部門不斷的壓力之下不得不停辦，上頭知道張獻的骨氣，於是以「關門」威脅場地方面；2008 年「草台班」受長寧區圖書館館長之邀演出《個人創作社區表演計劃》，卻又於演出前幾日被告知演出取消，連句道歉或解釋都沒有；2013 年草台班原定於華師大季風書店舉辦《小社會之夜》（放映+表演+座談），又因不可抗力因素取消。以筆者的親身經歷為例，2009 年下河迷倉的戲劇節「秋收季節 - 迷倉 2009」距離戲劇節還有十二天之際，市文廣局、社團局、行政執法總隊、法規處等政府主管部門一行十四人前來要求停辦該戲劇節。筆者作為戲劇節的宣傳總監在場與相關部門的領導們溝通，「秋收季節 - 迷倉 2009」被告知以下四點違規：個人及非註冊單位是沒有資質開辦任何戲劇節的、戲劇節的內容和演出作品都未做申報、三十元的門票被定性為營利性演出（如此低廉的票價完全無法平衡開支，更不用說要盈利了）、涉外的演出和團體要向更上一級的部門申報，未通過即不准演出（其中的「涉外」，不僅是指國外，也包括港澳台地區）。領導們還口頭責怪組委會：怎麼可以那麼隨意地就把戲劇節資訊公佈在網路上，引起大家的關注呢？——言下之意是如取締戲劇節，有損有關部門的形象。最後戲劇節得以順利進行，組委會所做出的妥協是：涉外的團體抱歉請退，三十元門票一事改為免費觀摩，所有作品資訊呈送當地政府主管部門作報備，但明言只報備不審批更無需「通過」，戲劇節必須照常進行。2011 年的「秋收季節」，主辦方另成立文化公司，以市場化的方式租下可營業的商業劇場推廣多部實驗性戲劇作品。其中林春園的《磚牆裡的作家》與王翀的《中央公園西路》審批未通過，未能獲得演出資質。前者因提交的文本不像劇本（審查者完全對藝術一竅不通），而後者作品視頻中出現紅旗這一畫面頗為敏感（可作品已在北京獲得許可且順利上演十多場）。

這樣肆意的監管，起到的作用是讓審查機制在創作者內心發芽生長。除不斷有新的審查和監管手段外，官方的意識形態灌輸方式也已轉變，《建國大業》這樣大片的主旋律電影為一例證。更重要的是，文化產業的開放和引導，也成為官方在民間日益去政治化的狀態下，給創作者和觀眾下的迷魂藥。產業的打開並不意味著有更多思考和主動性，反而因為市場的「有利可圖」，創作者更沒有骨氣與「政治」面對面；而流行文化的無孔不入及它對任何反省的消解力，也讓反省本身成為消費的一環；不但如此，它侵蝕藝術的嚴肅性，使人的思維愈加淺薄和碎片化——完全符合「洗腦」的要求——消費竟能被想象成是自由！

縱然多年的政治運動已經讓民眾失去了政治熱情，去政治化心態普遍蔓延，而文化產業和市場的大肆開發並非將原本的意識形態消除，恰恰相反，以更讓人接受、更潛移默化的方式進入人的生活和思考邏輯中，產生影響。創作者會自發地認為，既然政治作品可能受到禁演，而太過嚴肅的作品觀眾會感到無趣或看不懂，以至於影響票房，不如創作一些更具娛樂性又「安全」的作品；而這樣的方式正是有關部門對文化產業的期待——它產生利潤，讓藝文被消費，但是不危險；同時，它還可以成為灌輸和規訓的新工具。這些年無論是本地的孟京輝，還是外來戶賴聲川和林奕華，票房火爆賺得盆滿缽滿的另一面是作品的無趣和中庸，本地的新興創作人也少有獨立思維和心氣來面對如今意識形態管控和市場票房誘惑的雙面壓力。對我們的挑戰是，不僅僅是作品，而是連同作品的文化生產方式都是獨立創作者和劇團要不斷思考與反省的。反抗審查機制，就首先要自我解嚴，從自身去理解它、反對它、清除它。

作者簡介：八十年代生人，現居上海，演員、導演、藝評人。上海非營利性獨立劇團「草台班」成員，創作個人作品若干。已在中國大陸多個城市及日本、台灣、香港、澳門、印度等地演出，受邀參加多個藝術節。

攝影：張志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