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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十九日，有幸出席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主辦的「庫藏文化：藝術資料整存和統計的策略、實踐與發展交流座談會及工作坊」，聽到來自澳洲、中國內地、台灣、澳門以及本地學者與藝文工作者有關藝術資料整存和統計方面的種種經驗分享，實在獲益良多。
做過本地劇場研究的，大概都會明白搜集相關資料的箇中甘苦。記得2010至2011年跟朋友合作研究本地實驗劇團「沙磚上」期間，由於這個早於1997年進入冬眠的戲劇團體大部份作品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作品，不少作品不是沒有錄像記錄，便是記錄殘破不全。有時，儘管慶幸劇團部份成員還保存了部份作品的錄像記錄，但由於年代久遠，有部份錄像帶的聲軌早已壞掉，就算錄像帶影音俱全，但素質也大多差強人意。試想想，就算像我這類在八、九十年代曾經親臨其會的現場觀眾，面對著這些五癆七傷的錄像帶，還是丈八金剛，摸不著頭腦，那麼，對於後來的戲劇創作者、研究者甚至普通戲劇愛好者來說，就更是一籌莫展，別說甚麼研究了。
不過，最令戲劇研究工作者頭痛的是，當他千辛萬苦努力完成了研究工作，手頭的資料該如何處置？筆者研究「沙磚上」時所接觸過的資料，倒方便處置，因為只要「物歸原主」即可。但你可以想像，那一箱在塑膠箱中封塵的資料，只會回到劇團某位成員辦公室或家中的某個角落，繼續封塵，等待「明主」，或待至該成員搬家或搬辦公室時，因為空間有限而被逼送往堆填區，回到最原始的循環。
但歷史是不能循環的，尤其是原始資料，沒有了就是沒有了。況且，就算這些原始資料有幸繼續得以保存，也不代表後來者有機會使用。相信不少從事本地戲劇研究的學者都會明白，就算你將原始資料物歸原主前自行複製一份，那些原始資料的命運根本沒有改變，其他創作人或研究者還是要通過私下的熟人網絡，才有機會接觸到這些資料，更莫說公眾了。
為甚麼要保存表演藝術資料？
或許，你會感到疑惑：真的值得花這麼時間、空間、資源、金錢和心力，來保存本地表演藝術資料嗎？這些原始資料，除了對極少數的本地戲劇學者與研究生外，還對誰有意義？若將表演藝術僅僅狹義地理解為「戲劇」（Drama），雖說「戲劇」早於上一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自中國內地引入香港，香港戲劇的專業化卻只有短短廿多年歷史，還很年青。話雖如此，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香港戲劇卻有長足的發展，不同類型的大小劇團相繼成立，演出的數目亦不斷增長，而隨著戲劇市場近年的穩步成長，配合政府西九龍文娛區計劃與文化創意產業轉向，香港戲劇已經具有足夠豐富的「小傳統」，供後來者參考，思考與打造香港戲劇藝術的發展與未來。
若把表演藝術的內涵擴展至舞蹈、多媒體演出，本地表演藝術的發展，更可謂百花齊放，且具一定之專業水平。況且，香港表演藝術實發源於廣東粵劇，可謂源遠流長，要發展本地的表演藝術，實在無法繞過這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近年西九管理局都在一月期間，推出「西九大戲棚」，讓廣東大戲與中國各地的地方戲得以粉墨登場，除了為西九暖場之外，看來並不是沒有更深層次的原因的：要創新，自然要回到自己的文化源頭，飲水思源，創造轉化。
文化報導與文化政策之所本
除了表演藝術研究者與創作人外，本地媒體工作者也需要一個比較像樣的表演藝術資料館。雖然不少表演藝術團體常常慨嘆本地報章報導與評論演出的空間不足，但同樣無可否認的是，隨著本地表演藝術近年的文化創意產業轉向與消閑化，有關表演藝術的報導與評論已慢慢自傳統的文化版進駐到其他版面。文字量增加，對於表演藝術資料的需求也自然增長。但問題是，傳統報館的資料室似乎已無法滿足新一代文藝報告的需求。早陣子，本地年青佈景師陳友榮與資深劇人何偉龍便分別因病去世，有傳媒朋友便曾向筆者表示，撰寫相關報導時，她在網上連最基本的作品年表也無法找到。這些需求顯然是傳統報館資料室所無法勝任的，我們需要的是一所向全港市民開放的表演藝術資料館。
此外，表演藝術資料的搜集與保存，對於政府釐訂相關的文化政策甚至產業政策，也同樣重要。雖然，香港藝術發展局歷年通過自己的研究及發展部以及不同的民間機構，進行過不同的大小研究，編訂視藝年鑑、戲劇年鑑、舞蹈年鑑等界別年度資料彙編，民政局、中央政策組等也做過不少的相關調查和研究，但香港始終欠缺一所表演藝術資料中心滙合與統整所有的相關資料，並公開予業界與公眾查閱。這無疑窒礙了本地表演藝術進一步的發展。
表演藝術資料館的幾種可能性
既然香港表演藝術的發展已來到一個三岔口，需要建立一所表演藝術資料館，那麼，我們該如何落實這個想法？在芸芸的可能性中，最具規模的，自然是以香港表演藝術為主題，獨立成館。這一所表演藝術資料館，若打算作展示用途，可參考現在沙田文化博物館轄下的粵劇文物館；若只打算作資料中心，則可仿傚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下的音樂圖書館、中國音樂資料館和中國戲曲資中心的模式。
然而，正如中文大學音樂系副教授余少華在當日座談會所言，在這一個學術產業化的年代，大部份大學教研人員爭相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英文論文，已花去了不少時間和精力；相比之下，像原始資料的搜集與整理這類學術基建工作，由於大多不算作大學教研人員的「業績」之內，無數可跑，自然乏人問津。另外，學術研究人員就算辛辛苦苦將資料中心建立起來，可持續性也是令人頭痛的問題。余少華教授指出，以音樂資料的搜集為例，工作便往往需要具有專業音樂知識與別具慧眼的專才，但以大學現有的職系體制，投身這類資料中心的研究人員，卻地位不高。這無疑令香港表演藝術的資料保存工作，舉步為艱。
除了獨立成館之外，另一個選擇是在既有的公立與大學圖書館體系下，另闢香港表演藝術資料特藏，前者的例子有香港中央圖書館的香港音樂特藏，後者的例子則有中文大學圖書館的東初藏品與任白藏品。與獨立成館的表演藝術資料館相比，在既有的圖書館體系下另闢香港表演藝術資料特藏，好處是研究人員可繞過學術界的「跑數」遊戲，在比較優厚與穩定的資源下，慢慢積沙成塔。另外，相對於大學圖書館，公共圖書館的強項自然是觀眾接觸層面廣泛，這對於如何活化資料方面，可謂得天獨厚。香港中央圖書館高級館長鄭學仁在當日的座談會上，便具體展示了他們在這方面的工作成果。
當然，香港表演藝術資料館還可以選擇以民辦的方式，而在視覺藝術界薄有聲名的亞洲藝術文獻庫圖書館，便可算是其中的泛例。當然，相對於官方與大學所辦的藝術資料中心，民間表演藝術資料館更受空間、金錢、人力與資源所肘制。所以，轉戰網上也是另一個具體的可能性。亞洲藝術文獻庫圖書館館長危轉娣當日在座談會便指出，現在亞洲藝術文獻庫除了實體圖書館的營運外，近年也著力開發通用的網上介面，一則讓文獻庫藝術資料無遠弗屆，二則也讓亞洲區不同地方有志於文獻保存的人員，架設起一個連結全球的文獻庫網絡。
綜合以上列的種種可能模式，可謂各有長處與局限。表演藝術資料保存是細水長流的工作，但資料不等人，人更加不等人，近來劇界遽然失去了幾位資深劇人，要留住這些藝術工作者的成就與痕跡，建立香港表演藝術資料館，實在刻不容緩，尤其是在這個文創抬頭的西九年代。
（原文刊於2014年1月27日《信報》，此為延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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