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作者一休解釋過，把哈維爾本來的劇名《備忘錄》(The Memorandum)改為《疊配文》（Ptydepe，中譯應為「批剔疊配文」），是因為Ptydepe一詞在捷克已成為官方文件的同義詞（備忘錄是其中一種官方文件），而「疊配」二字也有諷刺低效政府的含意，故刪去「批剔」二字。

 

「疊配文」和「備忘錄」看來仍是有分別的。前者是表達內容的語言，後者是公函之一種。在劇裡，Ptydepe被指為一種科學的、精確的語言發明，是學術性的產品，所以安插了一個Ptydepe專家在局內負責確保Ptydepe翻譯的質素，也有翻譯培訓班。公函則是政府機關通訊的媒介，是權力實施的工具。若劇名意味著劇團所強調的主題，那麼《疊配文》意味著這種人工語言之玩味是最重要的，人怎樣透過它去構造「假大空」的言辭，並造成荒謬的處境，主導了這次演出。但《備忘錄》則方向相反，指向本源而非結果 ── 公函是權力的化身，說到底Ptydepe跟嚴謹和精確的語文學無關，重心仍是權力如何製造知識，以及人們如何看待知識，怎樣「判斷」甚麼是非對錯。「疊配文」和「備忘錄」都是權力的媒介，但前者更隱晦，偽裝成學術；後者卻有一種詭詐，因為公文看來是中性的，上行下效，人只管做個執行程序的機器人，停止思考，卻造成了官僚機制的內部矛盾，即台詞中的一句「邪惡的循環」。

 

說Ptydepe也只是一種媒介，是因為在劇中，對大部份的Ptydepe台詞都沒有翻譯成日常語言，教觀眾不明所以。但那不重要，因為Ptydepe在故事裡就是一種幾乎無人通曉、毫不實用的語言，連不擇手段推行新語言政策的副局長也學不會。所以Ptydepe這戲劇設計只是用來表達「一種無人明白的語言」，而劇中的Ptydepe台詞有甚麼內容，是無關痛癢的。

 

很多人都說哈維爾在劇裡所描寫的，以及他創作時的背景，即六十年代的東歐，是一個由謊言組成的世界。但這樣的虛謊世界發展到極致，並不單是一個「由假話構成的世界」，因為若全都是假話的話，那麼把每一句話的意義倒過來解釋，就能得出真的意思。與其說那些全是謊言，不如說那是一個屁話(Bullshit)或空話所組成的世界。哲學家Harry G. Frankfurt在其著作《放屁》(On Bullshit)中指出，「屁話」就是那些說話者根本不關心所述言辭之真偽的空洞言辭；說屁話者不是故意隱藏真實，而是根本不關心是非之辨，甚至是故意把是非之辨的界限模糊了。《疊配文》中的副局長Balas就是此中高手，憑藉似是而非的辭令，把局長Gross玩弄於股掌之上，使後者理不屈也辭窮。而(對於觀眾來說)沒有實質指涉意義的Ptydepe也就是這種空話的象徵。即使Ptydepe翻譯中心的三個官員看來能流利地以新語言交談，但他們卻是在上班時間吃喝玩樂的冗員，使用Ptydepe也不是談公事，正好與Ptydepe作為官文而設的原意背道而馳 ── 但誰在乎呢？

 

看來在乎的角色有兩個：局長Gross和翻譯中心的秘書Marie。在這次演出裡，有一個有趣的現象：飾演Balas的朱栢謙以誇張造作的風格演繹副局長這個虛偽小人，飾演Gross的歐錦棠則正經八百地演繹這個含冤受屈的主角。哈維爾寫的是荒誕劇，但這次演出有時給人的感覺也像一般正劇。倘以正劇視之，《疊配文》就是關於權力場上的正邪對決：Gross一度被Balas奪權，並貶為最低級的監視員，其失敗是因為他不像Balas一般能打通人脈，消息靈通又攻於心計，而是懵懵懂懂地高談原則和理想。後來Gross得到Marie的幫助，重奪局長之位，似乎是指向Gross如何有所醒悟，最後得以伸張正義。當然，此後劇情一轉，Gross回復局長名銜後仍受Balas的操控，只是一個負責揹黑鍋的「虛君」；另外，麻煩的Ptydepe被下令取消了卻又馬上迎來另一新語言「錯落文」，麻煩永遠解決不了，萬劫不復。這裡正劇的感覺減弱，荒謬的意味加強，但最後Maire因違例幫助Gross而被解僱，Gross激昂地再次說了一番有關時代之荒謬、人性之矛盾之言論，使Marie感動不已（劇本所述）。這一段獨白，歐錦棠先是哽咽，繼而流下一行眼淚，感覺仍然是正劇，其言出自肺腑，大概是其屈服於虛慌體制的臨別之言，引向悲劇的結局 ── Gross轉頭就跟其他人一樣，敲著刀叉，像機器人一般列隊而行，一起去吃午飯（搞咁多都係「搵食啫」）。

 

問題是：Gross最後的言辭是真誠的嗎？還是包裝成高尚辭令的另一種空話？他的眼淚是原著劇本中所沒有的，就如舞台上的巨大五角星標誌，都是這次演出增添進去。五角星標誌背後是監視員的藏身之處，明顯是那個隱藏的政權（權力更高者）的象徵。備忘錄、人工語言、監視員以及那些身份成謎的人（Balas身邊的Kubs和Suba），都是無孔不入的權力的痕跡。這般強調權力之惡，其對人性之扭曲（連理想主義者Gross最後也屈服），就讓這次演出變得更像一齣正劇，而非荒誕劇。原劇名叫《備忘錄》，如前文所述，凸顯出官文（和語言）是權力的形式，而內容是次要的，甚至是無關痛癢的；而《疊配文》反而有暗藏的信息，即政府行事與架構皆「架床疊屋」，低效無理之意。權力世界之荒謬在其空洞無物，而荒謬之真相正是，每當有人憑一腔熱血想查究下去的話，最終發現「真相」是：根本就沒有真正的「理想」和「正義」，你只能屈服（如Gross），或被放逐（如Marie）。但這次演出的效果有點模棱兩可，在正劇和荒誕劇之間拉扯，觀眾有點無所適從。

 

或許劇團改編時帶著批判社會權貴和偽善者的良好意願，那種沉重認真的態度影響了演繹的方向，使荒誕劇變得像悲劇。據悉哈維爾初次執導這劇時，刻意演繹成爆笑喜劇，讓那些長年活在高壓環境下的國民有娛樂宣洩的機會；反而在今天「娛樂至死」的香港文化語境中，一休則降低了喜/鬧劇的元素，讓更多認真的訊息流向觀眾。這樣的改編有其合理之處，若劇團選擇演繹成瘋狂喜劇的話，也許會讓觀眾分心，歡笑過後少了反思。然而，「爆笑」和「反思」並非不能共存，若為了表達信息、引人深思，而讓這齣戲變成正劇的話，也會失落了原著的特點。

 

哈維爾的荒誔劇強調結構性和音樂性，節奏感強，例如會在情節和對白設計上使用重複、變奏等技巧。朱栢謙和歐錦棠各異的演繹方式，是他們二人各自慣常的風格，可以被理解為一個歹/丑角和正氣的主角的對比。但觀乎整個演出，就沒有怎樣強調節奏感，例如演員唸白有時頗為含糊，咬字不夠清晰利落（特別是前半段）。朱栢謙說對白和肢體語言都明顯比歐錦棠更有節奏感，於是Gross的角色設計就更加正經、沉重，那是與正劇形式保持一致的。但Gross是那讓正直到最後嗎？

 

回到「Gross最後一番話是否空話」的問題。這次演出的選擇是傾向正面處理，因為那滴眼淚，令人感覺那是Gross的真心話。但那就犧牲了劇本的荒誔性，因為Gross是以此番話回應Marie請求他以局長之權力把她留局內。結果Gross是高言大志一番以後，說為了高尚的原因，必須明哲保身，不能與Balas一伙正面衝突，所以無法幫助她。然後他便跟大伙兒去吃午餐了。這不是跟Balas一樣虛偽嗎？但他那番關於人性矛盾和時代虛荒的說話，的確可以直接解讀為他（或劇作者）對時代和人性的批評。於是這番話可以如此理解：這是Gross從「講真心話」過渡到說虛假「屁話」的關鍵轉折，前半段是真的，後半段是鬼話，但聽起來流暢通順，似是而非，連Marie一時間也被感動到了。這種虛辭廢語比Balas那種「聽起來好像有點問題但不知道怎樣反駁」的「語言偽術」更高深，也更可惡。哈維爾說過，他想探討的人性真偽，不僅是撕開人的「假面具」而揭露其「真面目」，而是在揭開面具之後，那赤裸的人性卻腐朽下去。Gross最後一番話就是人性腐敗的見證，在其被察覺之前，趕快把面具蓋上。若Marie被騙到的話，與其說她是希望的象徵(會帶來改變)，不如說只是仍未絕望而已（未跟其他人一樣）。但這次演出的結尾是Gross成了悲劇人物，Marie成了希望的象徵，恐怕有點捉錯用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