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拆解捷克劇作家哈維爾（Vaclav Havel, 1936-2011）的《疊配文》（The Memorandum [Vyrozuměni]，1965年公演），先要了解他的創作動機和社會背景。此劇被喻為是反映捷克社會中生存荒誕的戲劇三部曲之一，另外兩齣分別是《花園宴會》（The Garden Party [Zahradni slavnost]，1963年公演）和《愈來愈難以集中精神》（The Increased Difficulty of Concentration，1968年公演）。作品都是哈維爾在三十歲前創作，他當時身為年輕劇作家，創作明顯是為了批判當時極權統治下的荒謬性。
劇本內容是諷刺官僚結構和官僚語言，以及那種語言所表達的意識形態。故事講述，某天，局長收到一封完全看不懂的公務通知書，文字就是用新發明的「疊配文」（Ptydepe）所寫成的，局長身為這個組織的最高領導人，卻被副局長架空而偷偷在組織中實施這個新語言；當局長想要透過翻譯來瞭解文字時，卻遇上官僚習氣的部屬和先天設計上就彼此矛盾的官僚制度阻撓而感到無可奈何，最後被副局長鬥甚至差點被開除。由於，完全不人性的新語言引起組織內的反彈，副局長本人都看不懂這個語言在說什麼，更被自己設計的官僚體系綁死，他只好再把局長找回來坐上領導的位置；可是，當追究責任時，副局長又利用一連串的詭辯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最後，局長雖然身為組織中的領導，但是，連幫助翻譯備忘錄的屬下因被指違反規定的指控也不能協助澄清，只能叫她跑得越遠越好，離開這恐怖的地方！
個人認為，觀眾首先要了解哈維爾對語言的看法，才能夠進入他的「疊配文」世界。在他的自傳中，捷克裔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如是說：「哈維爾寫於二十世界六Ｏ年代的那些「荒誕」戲劇的真正意義，正是對語言的「徹底去神秘化」。這些戲劇展示了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言語沒有意義，或者說與一般公認的意義不同，也或者是一些帷幕，在它們的後面，現實已經消亡。1968年後，哈維爾被禁止繼續從事他對語言的文學探索時，他把自己的生活轉變為莊嚴的對官方語言的去神化：他成了「七七憲章」運動背後的主要推動者、創始人和發言人之一。」從米蘭‧昆德拉的文字看出，哈維爾對極權統治下的語言看法。
對於荒誕派戲劇的看法，哈維爾認為它展示了「處在危機狀態」的現代人──失去了對先驗基礎的確定、失去了絕對的體驗、失去了和永恆的聯繫、失去了對意義的感受。換句話說，就是失去了根本。對這樣的人來說，一切在分崩離析；他感覺到失去了甚麼，卻無力承認事實，因而也就無法逃避。哈維爾特別強調，他的荒誕劇只是一種警告，試圖用驚人的方式將遺缺的問題抽出來，使問題的意識進入觀眾腦中。荒誕劇並不提供安慰和希望，而只提醒著觀眾是如何遺落希望的活著，這就是它警告的精髓。荒誕劇用其特有的方式，把現代人各種面向的存在問題作為基本主題。它並不解釋事物，沒有那種傲慢，而把教育的任務留給德國戲劇家與詩人布萊希特。荒誕派劇作家沒有一把開啟事物的鑰匙，他們不認為自己比觀眾更靈通。他們認為自己的作用是，指出令我們深受其苦的東西，以暗示的方式使觀眾注意到，面對它，我們誰也無能為力的奧秘。
這正好說明哈維爾一直相信，「解救人類世界的唯一之途，就在人類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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