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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和香港，雖然前者是國家，後者是城市，但不論在經濟發展和文化面貌，都有很多可以比較的地方。其實只要去新加坡一看，就可以知道那裡是一個「半唐番」的地方，混雜的程度甚至可能比香港更甚，陳國華的《玉鳥飛》也反映出這種混雜性（hybridity）。事實上。陳國華本人也是多才多藝，作曲、唱歌、導演、文學創作皆可一手包辦，由於他有多種不同才能，《玉鳥飛》的跨界空間就更大了（他較受注目的創作，如2003年為默片《小玩意》創作的配樂，也是跨界作品）。
《玉鳥飛》的空間設計是這樣的（左右方是按觀眾的角度而言）：高台左方是說書人（陳國華），他以英語講述故事，高台右方主要是屬於舞者（梅卓燕），有時她也會在高台下。舞台左方是樂隊和歌者，配器可謂中西合璧，有二胡、笙、管子、笛子、大提琴和鋼琴等，舞台右方是敲擊手（唐舜菁）。
《玉鳥飛》的故事是關於玉鳥與小男孩的神話傳說，也有點童話色彩，除了玉鳥漂洋過海，河中正邪力量互相爭鬥等歷險情節外，文本主題離不開現代發展對傳統價值的強烈衝擊，彷彿對應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提出的解魅（Disenchantment）論點，創作人面對高度發展的世界，重提人文傳統的價值與神秘一面。於是，故事中的玉鳥宮成為最後的堡壘，玉鳥心中不無失意絕望，甚至於玉鳥宮會成為主題公園等。
由此我想，《玉鳥飛》的混雜性，一方面是緣於新加坡固有的混雜性，具有文化多元主義的包容習慣，另一方面也是現代技術世界的統制力量太強大，創作人需要召喚東西方文化傳統，跨越音樂、舞蹈、文學三種不同媒界，以進行抵抗，當中所召喚的感官刺激――視覺、聽覺、想像力，甚至乎嗅覺――可以說是進入頹廢（decadent）的美學世界，也是對現代理性思維的消極抗阻。
好了，《玉鳥飛》需要有跨界性質，但中心也是明顯，就是說書人陳國華口中的故事，或故事中守護著傳統的玉鳥。孤立來看，《玉鳥飛》的音樂沒有很獨特的個性，但也成功地融和東西方的音樂元素，配合四位歌者「講述故事」，或襯托飛翔和戰鬥的「場面」。至於吃重的敲擊，大體上也是為故事服務。另一邊廂，梅卓燕的舞蹈，其實沒有很大的發揮空間，原因就是故事文本的主導地位甚強，舞蹈幾乎是為了具體的文本服務，想像和感受的空間不大，當然梅卓燕融合中國舞與現代舞的風格，放在《玉鳥飛》是相當適切的。
從《玉鳥飛》，我們想到新加坡和香港的文化邊緣位置，一直以來兩地給人的印象是發展興旺、重商色彩濃厚，但文化發展上卻似乎一直處於中游位置，高不成，低不就，以東方標準看不夠東方，以西方標準看又不夠西方，予人浮城無根之感。《玉鳥飛》也帶給我相似的感覺，總的來說是過於輕盈，不同素材過於實用，跨界的嘗試當然有意義，但怎樣跨界才不會互相此消彼長呢？東方與西方的平衡是怎樣體現的呢？特別是在文化藝術範疇裡，西風壓倒東風，如何運用中國傳統素材才不至於陷入「拿來主義」的危機呢？《玉鳥飛》的演出，最值得討論的大概不是表演本身，而是表演背後，以至於我城的文化定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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