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邊外劇場」演出改編自經典希臘悲劇《安蒂崗妮》（有譯《禁葬令》）的《焚城令》，故事由是否要拆毀前朝一座輝煌的皇宮，開展一段關於歷史與文化身份的尋探，直接呼應了香港本年最火熱的文化議題。此劇把原劇本中以人不能逆轉命運的悲劇主旨，轉化為城市歷史被抹煞為悲劇之中心所在；人城同體的改編動機最直接不過。《安蒂崗妮》中的兩難悲劇，在於國王與安蒂崗妮同樣需要對各自的立場負責，因此做成無可挽回的衝突和矛盾；前者是要保持國家的秩序，而後者則是背負著家族的歷史責任。《焚城令》是參借了其中的悲劇衝突，讓皇宮的保留還是拆毀成為了兩難之所在；前者所強調的是人民的心血，而後者則認為應該抹掉歷史的創傷。
原文本中所關乎的人倫之悲，在於其相方各自為其命運所纏，那是任由人如何去與之角力，也無法扭轉的現實；這正是悲劇最讓人不安之所在。改編後的作品，雖然皇宮被焚的命運，也是由人因其命運所牽引出來的，然而，因為改編焦點已然落在皇宮之上，是從「禁葬」的個人命運轉化成「焚城」的集體命運。這種集體性卻又延伸出各式不同的可能，即若劇中所提及的所有有關留還是毀的觀點，都為觀眾提供了多方面向的思考，這無疑是好的想法；但這種種亦正亦負的可能和選擇，卻消弭了那種失去城市歷史的絕對的悲劇性。於是，這種被消弭掉的悲劇性，便需要透過某種對焚城負面結果的彰顯，才得以相對地保留；目前是突顯皇宮原是屬於人民的心血，來讓焚城成為不可逆轉的悲劇。這種對焚城負面結果的彰顯，無疑是見創作人背後的用心，然卻又與原來的多面向思考相互矛盾；同時，那種悲劇性也就未見其極致了。
作品的呈現盡力地保留了希臘悲劇的演繹特色，一是以歌詠隊來演繹群眾，不少以群眾為重心的場面其調度都見導演運用空間的心思，如開場一段眾人對焚城的各式意見、坐在觀眾席上直接互相回應的演員，和歌詠隊圍繞著文姬探聽皇宮內部情況等幾場，都見導演充分利用群眾結集所凝聚的張力，而令空間的氛圍得到進一步的建立。稍覺可惜的，是目前一眾歌詠隊演員在身體的操控和運用上見明顯的參差，削弱了整體的凝聚力。同時，作品亦保留了面具的演繹，這是很有意思的安排。然而，在缺乏面部表情的帶動下，身體和聲音便需要更大幅度的演繹和變化才見其表達力；早前來港獻藝的「米蘭小劇院」之《一僕二主》便作了上佳示範。目前，整體演員對這種技巧的掌握猶有改善的空間，只有飾女祭司的邵美君能駕馭得宜。即若她躺著演繹那短短的一段，便見其對身體和聲音之掌握游刃有餘，那種內化了的歇斯底里輕易地控制了整個空間和氛圍的構成；相對來說，其他演員便不免失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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