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錄劇場」（Verbatim Theatre），顧名思義，是通過對口述資料和訪問的記錄來創作表演，為觀眾提供相對寫實的劇場體驗，同時以其獨特的方式表現社會現實。在英國，劇團往往通過引錄劇場表達出對社會的看法。這次「進劇場」的嘗試，選擇的是一個香港人無法逃避的「空間」議題。「進劇場」在創作初期採訪了二十八組相關人物，組成了這套別有特色的香港故事。劇本指導Liam Hurley認為，「進劇場並沒有特定的議題或者宣言要向觀眾傳達，只是將探討的問題一一呈現，從而給觀眾一個反思的空間。」
從走出劇場的那一刻起，一連串的問題就向我襲來：究竟「引錄劇場」與紀錄片的分別在哪裏？兩者哪一個對於觀眾來說更有感染力？觀眾是更加期待戲劇化的現實還是誠實的紀錄？更能打動人心的是引錄的話語，還是話語中的故事？「進劇場」對「樓城」這個題目真的沒有任何立場麼？還是在選擇受訪者和素材的時候，已經無意識地作了選擇？
在觀劇過程中，我是得到了滿足的：富有趣味的影像設計與演員的表演、對話相得益彰；穿插在話語中的舞蹈語言常常給觀眾帶來會心一笑；受訪者對香港幽默而一針見血的評論，讓居住在這個城市裏的人，對自己的生活空間有了更多的思考。
不過，《樓城》作為劇團的第一個「引錄劇場」，還是存在著幾方面的尷尬：
首先，《樓城》在結構上似乎很注重香港的歷史，也盡可能用多角度、寬視野來看待香港「空間狹小」的問題。可惜觀眾在劇場聽到的聲音再多，也只有兩個主流：所謂「主人」的本地人和始終享有特權的西方人。被引錄的受訪者有石硤尾公屋的居民、紮鐵工人、陶傑、朱凱迪、Valerie Portefaix、Paul Zimmerman，但沒有一個在香港避難的非洲人，沒有一個在重慶大廈賣咖喱的印度人，更沒有一個在豐銀行大廈下度週末的菲傭。且不談《重慶森林》和聚集中環的菲傭多具代表性，在我看來，這些香港的「外人」對這座樓城的認識有著值得挖掘的空間，對這個城市也會有更有趣的說法。但可惜《樓城》的觀眾沒有能夠認識這些有價值的言論。空間的狹窄在香港已經是個既定的事實，如果創作者真的想在劇場給觀眾提供一個集中、客觀而廣闊的思考空間，視野恐怕需要更寬闊些。
其二，肢體語言與視覺影像的運用勝過了對語言的運用。縱觀全劇，Burst TV的多媒體影像極大地幫助了《樓城》。開場時高樓平地竄起，暴雨天侷促的人群和密密麻麻的金魚等動態背景生動地傳遞著訊息。正如媒體設計師所說：「左腦需要稍事休息才可以繼續消化文本內容，此時可讓右腦活動接受影像與聲音。」可以說，如果沒有了這些視覺和音響效果，光由獨白與對白組成的《樓城》，恐怕不能激起思緒的火花，反而會變成一場沉悶不堪的說教。此外，許多沉默的時刻：如拍賣會一場的芭蕾舞蹈，「讓時間暫停的椅」中的疊羅漢，及房屋裝修投標時，用蹲下躺下趴下表現低價的服務與工頭的無奈，都是絕妙的手法，令人印象深刻。相反，引錄語言的部份，過度的堆砌，剝奪了觀眾的思考。另外，受訪者的話單獨聽起來可能很有滋味，與其他受訪者的話拼湊在一起反而索然無味。引錄劇場的語言部份沒有視覺部份來的精彩，還是有點可惜。
其三，是語言的選擇。「進劇場」在處理語言的時候，選擇用中英文兩語同台出現。我想，編導最初的意圖是令觀眾意識到一種聆聽的包容性，讓觀眾真實地感受到受訪者的字句、表情和態度。可是，為甚麼有些明明是中文的引錄在劇中變成了英文的話語？是為了照顧外籍演出者？那為甚麼母語是廣東話的演員也要用英文來說話？不是我潑冷水，在本來表演就有些生硬的情況下，這樣的安排加重了演員的負擔，阻礙了與觀眾的溝通。
必須承認，創作人員是花了大量的工夫去實地考察、認真訪問的，很多有趣的細節非常打動人心。比如為人熟悉的沙田第一城，二十年前只是魚塘；外國人以為銅鑼灣中央圖書館是一個大型商場；而香港原來也有人如此嚮往自由，棄業養蜂；還有那一句New Town Plaza——endless choice of sameness…可謂一針見血，發人深省。
我是有幸看到了《樓城》的綵排，似乎看綵排的時候感覺更好。可能把逐個場景、理念細細分割，這樣去看的時候，才比較接近理想狀態。或許是巧合，《樓城》的英文名The Will to Build恰如其份地表現了劇團創作戲劇的堅強意志，但要成就一齣引人入勝的引錄劇，不是光靠意志，還需要更多的靈氣與雕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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