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想為《上帝來到中國》落筆之際，看到新聞報導，日本的空軍幕僚長田母神俊雄，於一個名為「真近現代史」的徵文比賽中，發表了一篇否認日本於二次大戰中侵略其他國家的文章。亦因為這篇文章，田母神俊雄被撤職。
歷史，特別是近代史，在東亞國家之中好像是一種禁忌、一個盲點；沒有人看得清，也沒有人想去看清楚。是因為政治環境麼？因為中國是專制國家，所以國共內戰、文革、六四的論述都受到控制。但日本是民主國家吧！可是，在歷史的論述方面，卻長期為極右保守派主導。似乎在東亞國家中的人們，都深深明白，談近代史沒有甚麼好處。
歷史，好像是一種可以任意扭曲的東西。又或者，若果它是一個巨型的雕塑，我們才可以選擇不同的位置和角度，去欣賞它、理解它。
「進念」的歷史劇場，不是第一次，相信亦不是最後一次。《上帝來到中國》，選取的材料是傳教士在中國的事跡。開場時的上課鐘聲，已揭示了這個作品的說教本質。飾演Indiana Yeung的楊永德滔滔不絕，向同學們（觀眾）為這一課作引介。這一段戲，就好像一篇論文的序言。楊教授說，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又和學生搞搞互動。正當觀眾以為自己就是學生的時候，才猛然發覺，老師原來不是向我們講課。真正的學生，是坐在觀眾席上的兩名演員。於是觀眾由聽課，變成看人聽課。這個設定是有趣的，因為觀眾的視點（perspective）因而轉變了。
同樣是敘述歷史，《上帝來到中國》採用了很多不同的敘述方法：有講述，當中可以再分兩個層次，即以敘述者的身份講述（如楊教授、Voice Over、肥妹），及以人物的身份講述（如王韜、李善蘭）；有演繹，直接以角色的身份演繹（如王韜、李善蘭）、以敘述者的身份再演繹（如Indiana Yeung 演廣播劇）；最後的方法是呈現，例子有戲劇及動畫等。這動畫是有趣的，因為動畫的內容和之後的敘述自相矛盾。在演員、Voice Over 的敘述中，我們聽到柏駕的事跡，頗有為柏駕平反的意思。可是在動畫中，我們看到的柏駕，是一個令魔鬼也心寒的狂魔。他醫人治病的方法，就像歐洲中世紀的庸醫一樣駭人聽聞。這齣動畫的風格仿傚《衰仔樂園》（South Park）。眾所周知，《衰仔樂園》是充滿暴力色彩的動畫。到底製作團隊是純粹為了仿傚動畫的風格而把柏駕描繪成殺人狂魔，抑或是另有所指，則不得而知。
除了敘述手法外，《上帝來到中國》亦運用了不少表演技巧。有扮演、有一人分飾多角連聲效的廣播劇（聲音的演出）、有戲曲程式的一兩凳、走位做手以至服裝、有動畫、有唱歌跳舞、有朗誦。從這些角度看來，再加上有趣的片頭動畫，《上帝來到中國》的確是一個多采多姿的演出。
可是，《上帝來到中國》不能令我滿足。
由於編導運用了不同的敘述及表現手法，我們可能認為，作品的段落與段落之間、人物與人物之間的觀點是截然不同的，因為敘述的主體在不停轉變。我們甚至可以說，在教室講課的楊教授與演廣播劇的Indiana Yeung也代表著兩種不同觀點。但明顯地，編導旨不在此。
觀眾視點（perspective）的轉變，除了台下學生的段落外，基本上變化不大。但不同的敘述及表現手法，亦會影響觀眾接收到的信息。可是，Voice Over 的運用，卻使這些不同手法的可能性被殺掉。因為那些Voice Over 的敘述，和《上帝來到中國》的格式，與中小學的教育電視非常相似。到底編導是否有意模仿？無論如何，我認為運用教育電視的手法是《上帝來到中國》的一個大錯誤。雖然編導有意諷刺香港的歷史教育，以致楊教授稱讚學生的「教科書讀得很好」；但運用教育電視的手法，到底是認同它的成效，抑或是一種反諷？若果是認同教育電視的成效，所以挪用於劇場，那是否自相矛盾：一方面批評現有制度的單向性，而另一方面，自己又同樣的單向把史料灌輸給觀眾。若果整個演出其實是一個反諷，那我們應否相信當中的史料以致觀點呢？整個演出是否仍成立呢？
構成《上帝來到中國》單向灌輸的更致命原因，是編導隱藏了自身的主觀性。這一點從Voice Over 的運用清晰可見。那一把全能全知的聲音代表了編導的位置，將演出的其他元素壓制。實際上，由此編導早有「教授」觀眾的傾向，我相信即使除去Voice Over，我們依然可以看到編導對角色及演員的操弄。角色和演員就好像舞台前方的Indiana Yeung玩偶一樣，給編導作耍樂之用。
《上帝來到中國》中被建立的客觀性和劇場的主觀性是矛盾的，編導肯定是主觀地對客觀素材有所整理。當然我們可以說沒有所謂的絕對主觀與絕對客觀。無論從「導演的話」中，抑或劇終時司徒雷登期望的「中肯的評價」，我們不難發現《上帝來到中國》的創作目的之一，是引起社會對這段歷史的討論。到底編導期待的是怎樣的討論呢？是就劇中提出的史料進行討論嗎？那麼觀眾到底吸收了幾多呢？他們又可以甚麼形式繼續討論呢？若果以Voice Over 等手段去敘述歷史是為了方便觀眾理解，那觀眾有必要在短短數小時中完全理解該段歷史嗎？抑或編導應「拋磚引玉」，提出具爭議性的話題，再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呢？那麼他們還需要「客觀地」講述呈現那些史料嗎？劇場這媒介適合討論歷史嗎？「進念」這一次用劇場說歷史用對了嗎？
教育與劇場藝術當然不是二元對立的。同樣在「進念」待過的林奕華，作品一樣充滿說教意味。當中《包法利夫人們》的演出，更和《上帝來到中國》一樣，把舞台變為教室。同樣是上課，林奕華的課要精彩多了。而《上帝來到中國》，則好像歷史課的口頭報告，不過選了非一般的形式罷了。不過，這一組同學眼高手低，既未能好好呈現史料及自己的觀點，口頭報告本身亦未見精彩，所謂「高不成，低不就」。
某程度上，《上帝來到中國》的命題也錯了。劇中司徒雷登認為，他撤離中國是「上帝」在中國事業的敗 退，亦是中國對西方知識的排斥。可是，即使在共 產黨統治下，中國一樣有三自教會及地下教會。那些 教會難道不是「上帝」在中國的事業嗎？單以傳教的 角度，這些教會可能比歷史中的傳教士們更有效率。 「上帝」還在中國，不過傳教士不再是外國人罷了。 編導為甚麼不說下去？因為傳教的膚色不同了，上帝 也不再是同一位上帝了嗎？香港教會的工作又是否 「上帝」在中國的事業呢？
傳教士與西學東漸的關係，亦為編導強調。不過那些 觀點只是老調重彈，未見新鮮，反而模糊了戲劇的焦 點，讓觀眾更摸不著頭顱。《上帝來到中國》的「上 帝」指的其實是傳教士，談的只是傳教士對中國的貢 獻；但作品卻明顯嘩眾取寵。
認識歷史是好的，我相當感謝製作團隊為我帶來的史 料。我亦明白，今時今日中國在世界舞台的地位漸 高，故此去認識歷史、認識國際友好對中國發展的 貢獻，讓自己謙虛一點，也是重要。可是，知道這些 國際友好仙逝中國而為國人立石歌頌，又或者知道這 些友好在返國後仍對中國念茲在茲，何嘗不是一種 「feel good」？編導想改變社會的想法，單靠這個劇 目，明顯「尚未成功，仍需努力」。抑或搞這個戲， 營造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氛圍，又是編導的另 一種「feel good」？
那一張百元人民幣，編導說是質問中國近代的發展 ──由當初為意識形態而去排斥西方文化，到今天已 轉化為拜金主義。這是否也是「進念」的寫照？當你 看到《西遊荒山淚》的觀眾席，你不必那麼悲觀。對 我來說，劇團要賺錢也是天經地義的。只不過，《上 帝來到中國》不值這麼多而已。
我想，要去討論歷史，也有所謂迫切性的問題。曾經 聽過一位長輩分享他構思的一個故事，內容關於二次 大戰受害的中國人向日本索償。當受害人身故，索償 可能不能繼續進行。這個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現 在成了一個社會政治甚至是外交的問題。若果要透 過戲劇去呈現這個問題，就可能不止是歷史劇了。 可是到底多久前發生的事情才是歷史呢？文革已成歷 史，那麼六四是不是歷史呢？當歷史事件的影響時至 今日仍然陰魂不散，那麼我們應該畫地自限，只談歷 史嗎？
田母神俊雄之所以為日本的侵略「平反」，是因為他 看到「平反」的迫切性。不管他的觀點是對是錯，至 少他有討論的勇氣。當然，也有右翼份子撐腰。
「進念」的歷史劇場若果還想繼續搞下去，亦應該拿 出勇氣來。別忘了，香港的空氣仍然是自由的。
「大專學生劇評寫作導領計劃」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新視野藝術節2008）主辦，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策劃及統籌。
（原載於2008年12月21日《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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