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先張揚的求愛事件》兩位主人翁，世界級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1904-1973)和智利小漁港純樸年Mario，一個歷盡人世滄桑，一個初出茅廬；一個著作等身，一個沒甚教育；一個是有強烈政治信念的愛國者，一個是純情無知的窮小子。兩個人本來風馬牛不相及，但作者有意識地並置他們，讓他們真情、平等地交談，因為作者寫的是生命共振，遂用心於比喻，以他們的交往為戲脈。
人生的緣遇也許是命定，也許是偶然。小漁港並沒有幾個居民，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與太陽、風浪、木船合奏生存的樂曲，漁民多數是文盲，一般都沒有書信，但定居於山上的聶魯達卻有大量郵件，因此郵差Mario每天唯一的工作是給詩人聶魯達送信。有一天詩人急不及待地在郵差面前打開一封信，郵差好奇地問：「咁多信度，點解你拆呢封信先呢？」這一問亦打開了他們的話匣子，聶魯達吸引窮小子的，並非是他會有機會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有十二萬五千美元獎金，而是他為何有這多信，以及當中會不會有情信，因為年輕人的潛意識正在日復一日地接收著自身體發出的訊息，他的心在等待愛情，因而他亦以愛情之心編織迎面而來的人和事。聶魯達以詩人的敏銳發現年青人潛動的內心，「你對腳好似俾釘釘實個地下咁樣。」「好似俾雷劈到傻咁樣？」「唔係，應該講呆若木雞至。」「即係好似隻貓吞隻老鼠落肚咁樣呀？」這幾句對白，幽默風趣、富有生活感，亦因為這幾句對白，使Mario吸引了聶魯達，因為Mario竟然在日常交談中不經意地用上詩歌創作的重要手段——比喻 (metaphor)。
因著比喻，年老詩人與青年郵差開始交往了。他們的交往，亦是一個比喻。他們分別可以說是智利的人文象徵與智利人的肉身象徵，兩個象徵蒙太奇，拼發出生命的火花。
戲開始時，Mario只是黑之島 (Isla Negra)*上一個沒有甚理想的初入行郵差；戲結束時，Mario卻是一個對生活、對自然充滿詩意想象，對祖國、對土地有揮之不去感情的悲憫者、詩人。從這個角度看，Mario 性格的發展，是《事先張揚的求愛事件》的主要戲劇動作(dramatic action)。
一個血氣方剛青年，發現了自己的生命能量，遂有無限動力，亦有無限前景，生發出許多人生體會。可以說，這是智利的比喻。
這個戲的結構大概依循原著小說Burning Patience《燃燒中的忍耐》。智利流亡作者Antonio Skarmeta，以1969到1973年間聶魯達生命最後幾年為背景，指向很明顯。這幾年智利政局翻天覆地，左派社會主義政黨在1970年大選前夕民望上升，為了確保成功，他們曾考慮推舉拉丁美洲家喻戶曉的聶魯達為總統候選人，後來才決定由政治家 Salvador Allende (1908 - 1973) 參選。儘管國內的右派，以及美國中央情報局等設法阻止**，但左派終於還是勝出了，在當時，這是被喻為人民希望的。 Allende 當選後委任聶魯達為駐法國領使，1971年聶魯達獲頒贈諾貝爾文學獎，更使智利舉國歡騰，然而1973年9月11日智利軍事強人皮諾切特(Pinochet) 發動流血政變，推翻民選總統，全國緊接血腥鎮壓，大批智利知識份子流亡，不過聶魯達當時患白血病，他選擇留下祖國，可惜，也許是傷心國事，他於政變後十二日就死去了。他的喪禮成為是智利人民對軍事政變的公開抗議。
《事先張揚的求愛事件》兩位主人翁都是有情人，他們身體裏流著智利人的血，率性而深沉、坦白而濃郁、仿佛是這沿太平洋海岸狹長國家反差強烈天氣的血肉載體。正正由於這樣，他們敢愛敢恨，卻又情意纏綿，既有澎湃色慾，又有款款情念。
聶魯達二十歲時出版的《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記錄了年輕的他與女人、與世界接觸的經驗，很受歡迎，於是詩人個人的慾望、激情、寂寞、內在疏離等情思，引起一代又一代智利青年共鳴，他們在聶魯達的詩行中找到自己真情的吶喊與深沉的哀嘆。《事先張揚的求愛事件》中Mario在戲開始時是十九歲，渴望戀愛而未受其衝擊，可說是即將踏入《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的生命經驗。
愛情體會使聶魯達生命散發出非凡魅力，就是隨口頌詠海潮，亦有潛在的情色節奏：「它說要來了，然後說不、不／它來了，以藍色、以白沫、以奔馳／它說不、再說不／它豈能止息？／我的名字是海洋／它大叫，激打岩石，未使其低頭／遂以綠色的七個海的／綠色的七頭虎的／七尾綠色的舌頭／撫摸它、親吻它、濕潤它／並以自己的名字不斷捶打它。」
詩人的魅力、詩的節奏，激起Mario對詩的追尋。 他想做詩人，因為他想盡訴心中，但他並不知道自己要訴說甚，聶魯達告訴他要學習，步行時也要想比喻，並且要觀察自然。不過，最後卻是人世最美麗的動韻──愛情──使他體會到情色與詩的完美結合，亦啟動他感受鄉土、感受生命。
如果說愛情是沉悶生活中痛快淋漓的雨，可以把焦灼的土地混融為激情、海浪、最暴裂的夢想和慾望，那麼，每一個人在愛情到來時都是詩人，因為詩是感覺的燃燒，它泛濫的火焰，如起伏的山脈、如柔的曲線、如神秘的森林。
這個戲的第二部份，聶魯達與Mario都遇上生命中的情感呼喚。Mario被酒鋪老闆娘身裁豐滿女兒Beatriz所深深吸引，詩人成了郵差的密友和軍師，Mario甚至想聶魯達做他的「槍手」，替他寫一首詩給愛人；聶魯達則被同志推舉出來，迎接智利歷史的契機，這是比愛情更烈的生命能量，祖國、群眾、理想，於人民詩人聶魯達，是永不止息的春潮。
當生命發現自己時，詩意起伏如海浪。詩人與郵差生命共振著，郵差在詩人的情詩中找到自己的感覺，詩人亦決心為郵差克服愛情路上的障礙──固執潑辣的酒鋪老闆娘。
這個戲的戲劇框架 (dramatic framework)基本完成了。Mario走進了詩的世界，聶魯達的詩作，以及政治理念，像生命絲線，縫合著Mario的生活，他思想改變了，人生亦改變了。
於是下半的Mario成熟多了，他在愛情前缺不再小，他與愛人結合了。智利青年的婚禮，象徵著智利的民主和平革命成功，聶魯達出任法國大使。在詩人離開祖國後，Mario 對他的認識有增無減，由懷念他到認受他的詩，由報告生活瑣事到為詩人收錄祖國的各種聲音。Mario從無知到有知，生命的覺醒一層一層遞進，於是當聶魯達上台領受諾貝爾文學獎時，其實是整個智利在接受榮耀，因為智利人以燃燒中忍耐的精神，走過了歷史的長夜。
聶魯達說：「愛情與義務是詩的兩只翅膀」，他一生亦注滿了這兩種色彩，在《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第八十首他對一生最愛的女人Mitilde說：
我為天下人祈求麵包和主權，
為前途茫茫的工人，我祈求田地，
但願無人要我歇止熱血或歌唱。
然而我無法棄絕你的愛，除非死亡到來。
戲的結尾正是這份深情的舞台意象，因而Mitilde亦出現了。但作者寫這部小說時智利還在軍法治中，因此他只能寫Mario在軍警重圍下冒死前來，把默記了的來自世界各地的電報唸給聶魯達聽，而在使人動容後，他又用尾聲來提醒我們冰冷的現實。
後記：聶魯達的詩一直不能在智利出版，直到1998年皮諾切特軍人治結束才開禁。1995年上演的電影《郵差》，使聶魯達舉世知名，不過，《郵差》故事背景是1952年，講當時流亡國外的聶魯達和義大利某小島上一名郵差之間的情誼。雖然戲劇情節差不多，但卻少了象徵意味。
*黑之島（Isla Negra）在聖地牙哥之北，是智利中部太平洋濱的小村落，本來並未開發，僅有三戶人家；一九三九年，聶魯達在此購了一間簡陋的面海石頭房子，稱那地方為「黑之島」，但它既不是島，顏色也非黑。
**可參看William Blum, Killing Hope: U.S. Military and CIA Interventions Since World War II 關於智利的章節。據作者說，美國是智利軍事政變的幕後黑手，因為智利共產黨能在選舉勝出，並繼續尊重憲法，這動搖了美國許多年反共宣傳的關於共產黨治必以恐佈暴力、意識欺騙等說法。事實上，在智利左派勝出後，美國就對智利實施禁運。
*** 筆者據英文版本翻譯，Antonio Skar meta, trans.Katherine Silver, Burning Patience (Saint Paul, Minnesota: Graywolf Press, 1994), 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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